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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伟大实践者，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 首先，列宁具体地分析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即各国共产党人根据本国的实际和本民族的特点独立地探讨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列宁认为，“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解，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这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个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在列宁看来，“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他还认为，就是“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以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别也“还要保留一个很长的时间”，于是，“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因此，各国共产党人在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反对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共同的国际任务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 其次，列宁深刻地揭示和指明了东方各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所面临的特殊任务。列宁认为，与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地的欧洲各国相比，东方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这些国家中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任务也有其特殊性。他在写于1919年的《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它们的解决办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显然，要完成这一特殊任务，东方各国共产党人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研究本国的具体实际，探索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革命道路。因此，列宁后来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写道：“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再次，列宁严肃地批评了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特殊经验加以绝对化的错误倾向。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各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各有其特点，既然在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过程中必须“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那么，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只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俄国革命的经验就只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特殊经验。因此，列宁坚决反对把俄国革命经验绝对化、神圣化。在指导共产国际的过程中，列宁一方面注重总结和向各国共产党人介绍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一方面又反复告诫他们不要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他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纲的报告》中特别告诫俄国共产党人说，“共产主义是不能用暴力来灌输的”，必须估计到其他国家所走道路的特殊性，“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应该让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探索，使他们“把苏维埃政权建立得比我们的好些”。后来，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他又严厉批评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完全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错误，说它“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俄国味太浓了”，认为这样做就等于“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它表明“我们不懂得，应该怎样把我们俄国的经验介绍给外国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