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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投降匈奴后情况，班固《汉书》李陵、苏武传有较详记载。匈奴王单于厚待李陵，但另一降将李绪座位在李陵之上，陵“使人刺杀绪”。可见，李陵在匈奴已有一定权势，还很难说有没有争宠情绪。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与另一汉使降者卫律(本胡人)立为丁灵王，“皆贵用事”。匈奴爱卫律，常在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议”。大事中总免不了与汉的和战之事吧。汉昭帝即位，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当政，与李陵友善，派使者出使匈奴，打算迎陵归汉。在单于和卫律的酒会中，汉使数次以目示意或以言动之，“陵墨不应，熟视而自循其发，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顷，律起更衣”，使者说：“请少卿来归故乡，毋忧富贵。”陵说：“归易耳，恐再辱奈何。丈夫不能再辱！”《苏武传》则记载李陵几次为单于说降苏武，虽多有自怨自叹言辞，但不难看出，这时的李陵已从当时的假投降，逐渐变成真投降了。 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写得太动人了，影响一直流传下去。后人根据司马迁的这篇辩护词和《汉书》所记李陵与匈奴之战的场景，伪造了一篇《李陵答苏武书》，并被编入唐初的《文选》之中，受到广泛传诵。《文选》又编有李陵与苏武各五言诗三首和四首，未知真伪，杜甫有诗说“李陵苏武是吾师”，尊之为五言诗之祖。这是肯定其文品。怀李白诗有“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句，对李陵人品，想有同样感情。 延至现当代，对李陵的评价，基本上以惋惜同情怜才为主，顶多说他“兵败投降”，或“功大罪小”，无一字关涉气节问题了。 四、关于韩愈《伯夷颂》受批评 司马迁写《伯夷列传》，表彰节义之士，作为后世臣民的气节楷模。唐朝韩愈作《伯夷颂》，进一步发挥，称伯夷、叔齐为“特立独行”、“传道笃而自知明”、“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的豪杰之士；他们的气节，“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这是最高的赞语。这篇文章的关键，是文末一句：“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这明显是仿自孔子评管仲的话。但孔子说的是尚无答案的未定词，韩愈说的是已有答案的判定词，进了一大步。后世论者大都忽视了韩文这句关键词。 宋朝王安石写了一篇《伯夷论》，与韩愈相反，他说伯夷原是跟太公同时投奔周的，“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遂出元元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与，岂……志不遂乃死于北海邪，抑来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王安石好发与众不同之论，这是一例。与王安石同时的程颐说：“《伯夷颂》只说得伯夷介处，要说得伯夷心，须是圣人语：‘不念旧恶，怨是同希。’”(以上王、程语，均引自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但他们都不提节义或气节，说明他们没有真正理解韩愈写此文用意，当然也不能进而理解司马迁写《伯夷传》列为《史记》列传首篇用意。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有次偶然看了《伯夷颂》，大为不满，写了一篇《驳韩愈颂伯夷文》，说：“忽见颂伯夷之文，乃悉观之，中有疵焉。疵者何？曰过天地、小日月是也。伯夷过天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为何物，此果诬耶妄耶？”朱元璋站在打天下、坐江山的帝王立场，自然不喜欢伯夷、叔齐这样坚持气节、不为我用、宁死不屈的人物。但他不懂得，臣民的讲不讲气节，对他大明王朝的兴亡，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清朝人看文章，着重文笔气势。姚鼐说：此文“用意反侧荡漾，颇似太史公论赞。”曾国藩说：“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概。”张裕钊说：“含蓄深妙，随手转换，运掉自如。”(以上亦见《韩昌黎文集校注》所引)他们不大理会这篇文章主旨是什么。 跨过清朝，历史车轮滚滚，瞬间转到1949年8月18日，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乘“宜将剩勇追穷寇”之威的豪气，写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长文，其中有一段点名批评《伯夷颂》，真是气势万丈，掷地有声：“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一句“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一句“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这讲的都是民族气节。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历史，利用《伯夷颂》做反面教材，教育人民，正好说明韩愈此文尚有一读价值。而因受韩愈颂非其人批评的影响，韩愈这篇文章长期备遭冷落，各种古文选本不敢入选，眼光与器度就显得狭小了。 五、关于岳飞、秦桧 到杭州旅游的人，西湖是一定要去的；到了西湖，岳王庙又是一定要去瞻仰的；而瞻仰岳王庙，岳王墓前跪着的秦桧夫妇铜像，又是一定会受游客唾骂的。几百年来，岳飞的大忠臣形象与秦桧的大奸臣形象，以及岳飞是被秦桧夫妇定谋东窗害死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已成历史的铁案，深深印在一代又一代人们的脑海之中。 但是，1923年(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部吕思勉著的《白话本国史》(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其中的第三篇近古史(下)的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的第二节《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却彻底颠覆了这一已成铁案、深入人心的忠奸形象，为秦桧做翻案，为岳飞做辨别。从前也有认为岳飞之死，首犯应属宋高宗赵构，秦桧不过是从犯的论点，在明朝人的诗文中都曾有所流露。对岳飞也曾有过微词，如孝宗时人熊克著《中兴小记》载岳飞以武将上疏言建储事，认为拥兵自重，越职干政。但直接为秦桧翻案的尚不一见。何况这还不是一篇文章的论点，而是一部用作自修课本的大众通俗化教科书，这影响就大了，也引起了学术界的一片哗然之声。 现将本节引起争议的部分，摘列(不加引号)如下： 一、秦桧非金朝奸细，主和为一大功 二帝北徙，桧亦从行。后来金人把他赏给挞懒(金国王子)。前782年，挞懒攻山阳(楚州)，秦桧亦在军中，与妻王氏，渡海南归。宋朝人就说是金人暗放他回来，以图和议的。请问这时候，金人怕宋朝什么？要讲和，还怕宋朝不肯？何必要放个人回来，暗中图谋。秦桧既是金朝的奸细，在北朝，还怕不能得富贵？跑回这风雨飘摇的宋朝来做什么？当时和战之局，毫无把握，秦桧又焉知高宗要用他做宰相呢？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看得出挞懒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439-4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后引本书，仅注页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