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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可以通过结构现象学的方式，并且在对基础存在论的回溯中来表述：在海德格尔那里，这种实际状态没有完全贴切地被描述。人被存在论地带到他的具体展开之前，但是这对人而言并不是作为他的“最本己的，独立的和无可超越的可能性”凸现出来，而始终已是在一种历史的、关乎人的、活生生的构成中形成和敞开。那种人所拥有的“去存在”之物，既不是冷漠的“实际状态”，也不是“无意义的”缘，而是各自的历史的生活构成（不仅是“生活世界” ），这种生活构成总是对生与死的意义，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意义，对劳动与强制，对个体与集体，对希望与恐惧做出裁决。我发现历史的生活构成，并不是将之作为我被“抛”入的某物，而是在其中我是这样找到自身，即最先我是并且可以是（bin und sein darf）那种开放性。但是我并非陷入其中——虽然这也是有可能的，而是我同时被置于一种敞开的抉择，正是在这种方式中，即它在“去存在”的方式中，指明了实际状态的存在论。这种基本关系如此组成，我最先必须去成为的那个“缘”，一种已敞开之物，就是一种以确定的生存充实着自我的过程。 人类缘在在其中作为一种双重结构显示出来，这种双重结构有时作为个体构成而有时作为社会构成阐明自身。这二者并非如存在论的独立性一样相互关连，而是构成一个独特的共同结构，这种结构在自身之中包含生活的关系。这个整体不能被打破。当人们从个体缘在中提取出历史秩序并且将这种秩序具体化时，人们就会曲解个体缘在；与此相同，当人们将历史的缘在结构归结为整体的生活力量，并将个体视为这种力量的纯粹附属时，人也会曲解历史的缘在结构。存在论的个人主义和存在论的社会主义是两种错误形式，历史的生活被支解为这两种形式，并且它们到今天仍然仇视地相互对立。这样一种仇视关系不能通过和解与政治得到解决，而是必须从其根源出发才能被消除。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在他的晚期哲学中称之为“疏朗处”（Lichtung）的东西，应被理解为是对大结构（Megastruktur）的最先掌握，不过这并不是在它的整体的具体化并且首先不是在其起源中被掌握。与其说是作为某种人们只是消极地被划归进去的活动，它看起来更像是从高处被“发送”到这里的。与此相关的抉择者恰恰丧失了关于人的起源的、尚未分割的统一性和真实性，以及寻找的鲜活性。 我们还能看到一种误解，即这种发送应该是在“基本词”（Grundworten）中发生，这种“基本词”大部分情况下被思想者接受并写入文本。与此相反，大结构的构成事件是一种完全的基要之物。它发生在人进入其环境的充满艰辛和斗争的过程中，同时他必须在与自然的搏斗中逼迫出那些开拓和可能性；对人而言，这种开拓和可能性使一种敞开的生活一直上升到最高的意义顶端成为可能。大结构必须是具体的，彼此结合的，从生物的和自然的条件中生发的，那些随同变化的部分，只是后来才被视为等同地与个体结构的事实相联系。这意味着，个体的自我体验必须同时能够是关于历史性的疏朗处（Lichtung）的自我体验，并且二者在自身确定的构成事件中合而为一，这种构成事件我称之为“实现哲学”（tätige Philosophie）或“发生哲学”（geschehende Philosophie）。它通过人的所有感觉器官发生。而那种通过语词或“基本词”运作的哲学是后来逐渐微弱的亮光和更小的现实性的产物，它已经遗忘了抉择者；那种思考“存在”的哲学自身已经遗忘了抉择的构成事件。 正因为如此，并且由于起源的疏朗处的构造（Lichtungsgestalt）是在人类缘在寻求的无语词的基础中形成，所以结构现象学不能是“解释学的”（hermeneutisch），而且不能被引向文本。从更深层次上取代了“缘在分析”的“结构分析”的事实，是鲜活生活的基本形式，是超越生活的可能方式，是丧葬礼仪，是信仰形式，是神话，是科学和技术。一切在基本结构中交织在一起。其中没有什么是基层或上层，一切都同等重要并同等基础。结构历史既非唯物论的，也非唯心论的，也不是存在之历史的。属于其中的——举例来说——彩色玻璃的技术发明在中世纪教堂建筑中与基督教神秘主义的精神发展结合在一起，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并且在一体中寻找到另一个。 通过结构思想，现象学脱离了那种基于人的存在之上的固定。结构事件自身既非合乎缘在地被确定，也不是不合乎缘在地被确定，它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作为自然或人或超自然之物根本上最先乃是相互之间的重叠交错。这意味着，那些自然在其不同阶段中所获得之物也就是它们各自的“疏朗处”（Lichtung），总是有很多事物和生活本质被划分进这些疏朗处，并且一切都必定始终是以彼此结合的方式产生和被证实。 由此可以举出个例子，有花的植物的出现就是一场自然革命，在其中一个崭新的生存场景被建构。通过它们的花，植物将动物吸收进它们的传播过程。它们吸引昆虫和鸟类，并与它们一道构成一个新的大结构。新的生活共同体在此出现，在这些共同体中土地的绿化，空气的湿润，光线的折射和释放等等，这一切都被建构为某一共同构成，一个“疏朗处”（Lichtung）。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就是一种“缘在结构”，是关于生活和体验的各自的历史形式，是一种在自身之中被照亮的总体显现。 或者人们可以思索，它的含义可以被看作是自然中繁殖的性别形式。由此产生出一种新的总体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比如说那些诸如爱情和求爱的现象，成为了一种抉择的现象，成为一块极为确定的疏朗处的光亮。这一切都不是来自于作为人类缘在的“存在历史”的贫乏含义。自然一直就是疏朗处的历史，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疏朗处的构造好象是从某处被“发送”过来的；而是这样：这种构造产生于具体的寻求之力，它是存在者本身为了光亮与生存，为了自由和敞开性而战斗的寻求之力。 因此人的认识行为在这种创造中并不是全新者。它从较老的精神形式中解释自身，并且还将继续进入新来的和以后的精神形式之中。人类历史只是自然历史的延续，并且是通过同样的媒介。 人 们如何能将认识行为解释为自然现象，并且人们如何能将自然现象说明为是认识现象，结构现象学长久以来已经指明这一点，[10]远远早于“进化论的认识论”的观点被接受的时间。只是它显现发生得太早，其时还没有人能洞悉它。 人类缘在现在向我们展现为一种双重结构，一边是它构建出一个大结构，一边是它在“去存在”的方式中在其间清晰地构建了一个个体结构，两者存在于一个独特的生活事件的同一性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