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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版演绎中，统觉的同一性在逻辑上优先于统一性，“意识对它自身同一性的本源的和必然的意识，同时就是对一切现象按照概念、即按照那些规则所作综合的一个必然统一的意识……。”（A108）“我们先天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对所有表象的普遍同一性是所有表象可能性的必然条件……它可以叫作一切杂多之统一性的必然意识。”（ A116）所以统一是同一的作用结果，同一是统一的前提。但是这种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不变的”和“常住的”（A123），在时间中其数为一的先验主体（A113），但同时也是一个“空的意识”（A346/B404），它是 “没有内容”的“意识的单纯形式”（A382），是一种在先的“逻辑上的同一性”（A363），然后才 “加入到综合中”产生知识（A113），它不是一个“实体”等等。总体上，“同一性”的形式意义要远远大于“实在”意义。 而随着第二版中知性综合概念的引入，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在所有表象中意识到的同一性，现在看来仅仅是从不同意识中抽象的结果，因为“只有通过我能够把被给予表象的杂多联结在一个意识中，我才有可能设想在这些表象本身中的意识的同一性，就是说，统觉的分析的统一只有在统觉的某一种综合的统一的前提下才有可能。”（B133）康德现在承认，形式的同一性只是分析的统一，“同一的自我”是分析和抽象的结果，一切意识“无一例外的属于我”是分析的统一，它要求有一种综合的统一为基础和前提（B131-132）。将自我意识理解为同一性仅是综合统一的派生物，后者构成着自我意识的核心。 更重要的是，在知性的综合统一的基础上，“先验主体”的学说重新得到论证，这就是说知性的综合统一表达不仅是知性和感性的认识论综合原则，它而且还隐含一门形而上学的自我学说，这种学说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存在论的。统觉的综合统一是一切对象知识的最高原则，但存在对统觉本身的认识或意识吗？ 获得知识，需要有直观给予。内感官提供的直观只是经验自我——接受内部刺激的自我——的内部直观，但决没有那种能给出纯粹自我（统觉）——进行综合统一的自发自我——的自身直观。对自我的意识不是对自我的知识（B158），“相反在对一般表象的杂多的先验综合中，因而在统觉的综合的本源的统一中，我意识到我自己，既不是我对我自己所显现的那样，也不是像我本身所是的那样，而只是‘我在’。这个表象是一个思维，而不是一个直观。”（B157）。我是在从事知识构成的综合统一行动中意识到我自己的，我意识到的“我思”是智性的自发行动（B158n、B423n），也就是统觉的综合统一行动本身（B137）。但真正令人吃惊的结论似乎是，康德对这种意识到的自发行动的存在论规定，它是“存在”（B157n），它既不是“现象”，也不是“物自体”，但又的确是“某种实在的东西”（B419、B423n）。 在写第二版演绎时，康德已经认识到智性自我的存在是道德理论的基础，但他现在是从知性综合的角度进行这一论证的。自我在第一版中是等于X的先验主体，它不能作为谓词表述其它概念，因为一切概念都预设着自我意识；作为主词它也不能为其它概念表述，因为这不过是一种循环，对于这个为一切思维所预设的自我意识的同一，即自我，一切言说实际上都是分析性的。因此康德称它是一个X，这个X要么是有着物自体嫌疑的说法，要么就只得表明自己只是一个纯粹的逻辑同一性。但是在第二版中，康德指出，先验主体虽然不能如同我们受到内部的刺激那样被给予我们，也没有对它的智性直观，但自我并不因此是与我们经验无关或背后的那个物自体，康德从未提出一个独立一切经验之外的纯粹综合行动概念，恰恰相反，自我是永远在经验中活动的综合行动自身。康德特别强调，没有经验材料，它就不会发生。经验命题是先验主体的条件 (B423n)。因此在知识中自我总是以意向的方式指向经验对象的。另一方面，这个在感性条件中行动的我思不是一个抽象的同一，因为我的分析的统一是从综合的统一抽象出来的，现在只有综合行动的自我预先在经验直观中联接诸表象，我才能说在这些杂多表象中，例如在休谟式的内感知的诸多经验自我中，有一个普遍的和同一的自我。综合的我思证明“我”既不是物自体也不是抽象的逻辑形式。它是实在知识中的实在存在，活生生的思维本身，“我实存于进行思维时”。（B420）[21]它不是对对象的感知或一般意义上的直观，这种直观受制于时空直观形式和范畴的作用，毋宁说它是“未被规定的感知” (B423n)，是能直接确证行动自我的 “存在的感受”。[22]不仅如此，康德甚至能称之为先于一切时间和空间的直观形式和范畴作用的“未被规定的经验直观”(B423n)。随着先验想像力被标示为知性，现在时间本身和范畴的规定都是它的产物，它因此是原初的构成“经验”，是创造性的“本质”之源，是纯粹不含杂多的自我意识。自我使现象在直观中向我显现的同时也使自身向意识呈现。就自我的这种意向相关性、原初经验性和构成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学家”的康德。[23] 作为智性综合的统觉是先验演绎的最高点，也是整个纯粹理性批判学说的最终根据。人们通常抱怨康德的自我意识学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假设，从而使全部批判学说成为空中楼阁。而在本文看来，在知性综合中康德至少已经进行了建立批判阿基米德支点的尝试，尤其在第二版中他进行了把自我实在化和感性化的努力，从而维持了自我学说在感性和智性，现象和物自体间的平衡。而更充分的论证或许将出现在他的道德学说中，那里它将表明自己就是具有无限创造力的自由本身。 但知性综合理论不仅是一种存在论，也是认识论的最高原则，它以认识的综合统一的方式承担起构成人类知识的使命，构成具有现成逻辑形式的先天综合判断。它是综合法的根本起点，也是“先验哲学所依附的最高点”。它指向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认识论和存在论的决定性回答。由于可能问题即先验真理问题，先验综合就是先验真理问题的形而上学根据，是康德1772年所开始寻找的形而上学的“整个秘密的钥匙”[24]。而当综合缺失时，先验幻相就会产生，综合的界限就是人类理性的界限。“综合”，康德声明,“整个批判都是为此而存在的”（A14/B28）。 (作者：陈志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