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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其中有代表性的中文著作有：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三卷本），齐鲁书社，1989；葛荣晋主编：《中日实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三卷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李苏平等著：《中国、日本、朝鲜实学比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等等。 [2] 葛荣晋：《中国实学导论》，载葛荣晋主编：《中日实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3页。 [3] 如《中日实学史研究》中所收的一篇日本学者远籐正治之《日本本草学研究之发展》一文（页301），显然属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东西。如果将诸如此类实用的或有实际对象的学问都冠之以儒学中的“实学”之名，那么凡涉及科技史上的一切成就也当为“实学”之一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中国实学史必须从头写过。 [4] 《论语•宪问》。 [5] “实学”一词见诸典籍最早的是东汉王充的《论衡》。该书《非韩》篇中有一句：“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此王充述韩非对俗儒之批评语。在这里“实学”一词虽只是泛说，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并无特定内涵，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以“伪说”与“实学”对举，它既意味着一种批评，即批评一种非“实”的、“虚”的、“伪”的学问，同时以己之“实”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实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它内在的即预设了一个“虚”的、“伪”的学问作为参照系，而这一特点可以说是后来所有标榜为“实学”者的共同特征。 [6] 朱汉民：《宋学的文化诠释》，载《经学今诠三编》（《中国哲学》第二十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第546页。 [7] 《二程遗书》（后引此均简称《遗书》），卷十八。 [8] 《上仁宗皇帝书》，《二程文集》（后引此均简称《文集》），卷五。 [9] 《遗书》，卷二上。 [10] 《遗书》，卷一。 [11] 《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文集》卷八。 [12] 《遗书》，卷六。 [13] 《二程外书》（后引此均简称《外书》），卷十二。 [14] 清代考据学兴，遂专有谓考据实证之学为“实学”者，但对于二程而言，这恰恰由于迷失在烦琐的考证之中而不能把握圣人之道，反而是“空言无用”之学而不能称为“实学”。 [15] 《遗书》卷十五。 [16] 明清之际“实学”的著名代表人物顾炎武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理学，经学也”。（《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有学者即认为顾氏之说源于二程“由经明理”之说，见蔡方鹿：《程颢程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页158。但在笔者看来，这两大命题所侧重的其实有着重大区别，二程试图把经学纳入理学系统中，而顾氏则试图将理学还原为经学。 [17] 《上蔡语录》卷一记载明道语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外书》卷十二） [18] 如明道说：“其理则谓之道”，（《遗书》卷一）又说，“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遗书》二上）道和理在理学的传统中基本上说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对于理学来说，基本上是以理来训道，不过二者也略有区别，如南宋陈北溪对“道”与“理”两词曾作过如下分疏：“道与理大概只是一件物，然析为二字亦须有分别……道字较宽，理字较实，理有确然不易底意。故万古通行者，道也；万古不易者，理也。”（《北溪字义》） [19] 《遗书》，卷二上。 [20] 《遗书》，卷四。 [21] 《遗书》，卷二上。 [22] 《遗书》，卷十三。 [23] 《遗书》，卷十一。 [24] 《遗书》，卷二上。 [25] 《遗书》，卷二上。 [26] 《遗书》，卷一。 [27] 《遗书》，卷十八。 [28] 朱汉民先生亦曾注意到了理学家心性工夫的“实学”特征，参见氏著：《宋学的文化诠释》，载《经学今诠三编》，第554－555页。 [29] 朱汉民：《宋学的文化诠释》，载《经学今诠三编》，第547页。 [30] 如《遗书》多记二程对西夏用兵之评论（卷二下），对王安石新法及新旧两党之争的评论等（卷二上），而《遗书》卷十中犹多对时政之议论。 [31] 《遗书》卷十。 [32]《文集》卷一。 [33] 《文集》卷五。其中《上仁宗皇帝书》是以伊川本人名义写的，另外上英宗、神宗诸书均是代其父程珦及代吕公著、彭思永及富弼等人作。 [34] 二程兄弟中，小程伊川除了短暂担任皇帝的待讲外，并没有机会实现其政治抱负。大程明道亦不能为时君所用，只曾担任过一些低级的地方官吏。但明道为官，治民有方，政声卓著，俱见于伊川所著的《明道先生行状》（《文集》卷十一）与《遗书》附录的《门人朋友叙述并序》中。其为政，“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饥岁免一死亡，饱食逸居有礼义之训，然后为尽”。（《外书》卷十二）这完全是与孔孟的社会政治主张一脉相承的，而他又能将之付诸于现实的政治实践，故清代杨希闵在其《程纯公年谱》的序中说明道“上元、晋城、扶沟之治，不愧古之循吏”，这一评价是相当高的。 [35] 《遗书》，卷十四。 [36] 《下山偶成》，《文集》卷三。 [37] 《和邵尧夫打乖诗》，《文集》卷三。 [38] 《遗书》卷二二。 [39] 《遗书》卷四。 [40] 《遗书》卷十八。 [41] 《遗书》卷二上。 [42] 《遗书》卷十八。 [43] 《遗书》卷二五。 [44] 《诗•小序》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关雎》者，《风》之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成风俗”。（《诗序•关雎》）“《麟之趾》，《关雎》之应也”。（《诗序•麟之趾》）故《关雎》、《麟趾》之意，即以王者之风教化天下。 [45] 《论王霸劄子》，《文集》卷一。 [46]《论王霸劄子》，《文集》卷一。 [47]《外书》卷七（胡氏本拾遗）， [48] 《再上疏》，《文集》卷一（明道先生文一）。 [49] 诸如陈傅良“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之说可为其代表。（此陈傅良述陈亮之学语，见《宋元学案•龙川学案》）。 [50] 从伊川对董仲舒的评价中也可看出这一点：“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遗书》卷二五）。 [51] 如朱子《中庸章句》的开篇即称《中庸》一书，“‘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朱子文集》、《语类》中“实学”之词屡有出现，此不一一列举。又如张拭说：“圣门实学，贵于践履”。（《论语解》，《南轩全集》卷四）。陆象山弟子包恢作《三陆先生祠堂记》中，亦称象山之学为“孟子之实学”。（《象山全集》，卷三六） [52] 对此何柄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一书考之甚详。见何柄松：《浙东学派溯源》，商务印书馆，193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