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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在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于增加人类自由的巨大贡献的同时，他也指出，资本主义同时也使个人在社会中感到孤独，无意义和无权力。在此意义上，他区分了两种自由，他说：“我们不仅要保留和增加传统以来即有的自由（笔者：消极自由），同时也要设法获得新的自由。这种新的自由（笔者：积极自由）要能使我们充分地认清我们自身，从而对自己、对人生都能具有充分信心。” 弗洛姆又说道：“判断自由之实现的唯一标准是，个人是否主动而积极地参预决定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事务”。这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与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分是不相同的。柏林的自由侧重个人形式上的权利，弗洛姆的自由侧重实质上的自由状态。举个例子，一个年青人在DISCO舞厅里嘣迪放纵，在权利意义上可以说是自由的，但在精神意义上是不自由的。 接下来，弗洛姆讨论了“逃避自由”这一心理机制。面对个人的孤独和无权力感，个人有两种方法：即上文的逃避自由和自我实现。第一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放弃个人的独立自由，寻求新的束缚，来代替其已失去的原始约束。这种心理机制最显明的表现是企图服从与支配他人，心理基础是“虐待狂与被虐待狂”。这种“逃避自由”的方式是极权主义的主要心理根源。在我看来，每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点“虐待狂与被虐待狂”的特征，每个人都企图服从与支配他人。所以，不要说“我们深受极权之害”，而应该说“我们就是极权主义者”。当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从内心摆脱了极权主义，那么这个社会还会是极权主义吗？当每一个个体真诚地面对自己，真诚地忏悔，真诚地面对邻居，真诚地去爱，这个社会还会是孤寂的沙漠吗？第二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破坏性”，摧毁外在的东西，以消除无权力的感觉。这种破坏性，往往用爱、责任、良知、爱国主义等字眼来掩饰。第三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舍己的自动适应”，也就是大多数人在当代社会中所用的方法：“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因此他就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并且变得就和他人所期望的一样。这样，‘我’和世界之间的矛盾就消失了，然后，对孤立与无权力的恐惧感也消失了。”诚如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看到的，传媒上推销一种“个性”，于是大众就纷纷追求这种“个性”，却不知道这种“从众心”本身就是没有个性的表现。 最后一章，弗洛姆提出他的“梦想”：在一个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国家里，社会应该尊重人性的发展，鼓励个人的自发感觉，鼓励创造性的思考，而个体应当自我认识，摆脱自由与束缚的恶性循环，寻找一种积极自由的状态，发挥自己的个性，自发活动（所谓自发活动包含爱和创造性的工作），实现自我，体验到“生命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自发自动地生活”。阿伦特在公共领域的“行动”，应当可以看作一种“实现自我”的方式。 在本文的最后，弗洛姆写道：“唯有当民主不退却，而采取攻势，并进一步了解以前为自由而奋斗的人，其心目中所抱的民主目标是什么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才能战胜所有各种独裁集权制度。唯有当民主能灌输给人们一种最强烈的，对生命与真理及自由的信心，深信自由是积极而自发地实现个人自我，唯有这样，民主才能战胜种种虚无主义的势力。” 2．《爱的艺术》（1956）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算计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圣经 哥林多前书》 在《逃避自由》一文中，弗洛姆提及爱是积极自由的一种，本文是这一观点的进一步阐发。 人从母体，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他越是体验到分离，他越是焦虑，也就越迫切地寻求逃避分离的途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