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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逃避自由》（1941年）――极权主义的心理根源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社会契约论》 罪恶总是催生着美好。上个世纪，犹太民族遭受了“出埃及”以来最大规模的迫害，但这个在暴力方面十分弱小的民族，却向人类贡献了很多伟大的心灵，弗洛姆、阿伦特和波普尔就是其中杰出的三个思想家。为了对照，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另外两个思想家。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1994）出身于维也纳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主要思想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学说和爱因斯坦理论。他的主要著作有《研究的逻辑》、《客观知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 汉娜· 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出身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她的主要思想来源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她的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人的境况》（1958）、《在过去和未来之间》（1961）、《论革命》（1963）和《共和危机》（1972）。［6］ 弗洛姆的主要著作是《逃避自由》（1941）、《被遗忘的语言》（1951）、《健全的社会》（1955）、《爱的艺术》（1956）、《精神分析和禅宗》（1961）和《人心――人的善恶天性》（1964） 这三个伟大的思想家从不同的方向，对极权主义进行了批判。以下，我们主要讨论弗洛姆的《逃避自由》。 1934年弗洛姆逃避纳粹迫害，移居美国。1941年，弗洛姆写作此文。魏玛共和国为何会变成“国家社会主义”？民众为何会逃避自由？个人的心理与社会政治制度有什么关系？自由为何会变成极权？如何克服？这些问题，或许是弗洛姆写作《逃避自由》［4］的动机。在本文中，弗洛姆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分析了极权主义的根源。 弗洛姆从人类历史和人的生命史中发现某种类似悖论的东西：人类从自然，从母体中分离出来，在获得自我意识、个人化、自我发展的同时，却又陷入了一种“日益的孤独”（注：这里的孤独概念与阿伦特的“原子化”概念很有类似之处），产生一种无权力和焦虑的感觉。这种无权力和焦虑的感觉，使得人们逃避自由。为了克服这种孤独与焦虑，弗洛姆认为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服从”，即放弃个人的独立性，服从于某种权威。这一种方法我们不妨称之为“逃避自由”。还有另一种方法是在不否定个人的情况下，创造性地与人类及自然自动自发地建立关系，去爱、去创造性地工作。这种方法我们不妨称之为“自我实现”。弗洛姆认为，“服从”的方法会导致如下的困境：“服从的结果与当初想要服从的目的正好相反：服从增加了儿童的不安全感。同时，产生了敌意与反抗，而这种反抗是更令人惊吓的，因为反抗的对象正是儿童所依赖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服从”的方法是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弗洛姆推崇的是第二种方法。 以这个观点出发，弗洛姆对中世纪进行了重新认识。在我们普通人的心目中，中世纪是黑暗的代名词。然而弗洛姆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中世纪虽然缺少个人自由，但那时的人没有竞争，不感到孤独和孤立，有安全感和相属之感。文艺复兴高呼人的解放，但解放的只是贵族和上层知识分子。而对于广大群众，失去的是安全和保障，得到的是不安全和孤独的自由。他们的真实感觉是：“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个世界――像一个陌生人投入一个无边际而危险的世界。”弗洛姆不以上层知识分子而自居，而把自己代入为普通群众，这种“关注平民”的视角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点所在。 紧接着，弗洛姆讨论了新教的改革。他的评论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在韦伯《新教与资本主义伦理》中，我们看到了新教对资本主义的正面贡献。然而，弗洛姆又冷静地指出，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不是属于上层阶级的宗教，而是属于中产阶级和城市贫民的宗教。它们之所以引起这些人的共鸣，正是由于它们说明了一种新的自由和独立的感觉，及这种孤独和无权力感觉。对于孤独和无权力，新教走向了“服从”，服从一个最高的权威――上帝，贬低人类，强调人类的邪恶，否定人类的力量。这种服从总是带着“疑虑”，即使是路德，“直到他临终为止，他仍受着疑虑的困扰，因此必须重新加强其外界权威的努力，来克服这种疑虑”。这种“疑虑”也可以在基尔克果身上发现，但他认为“疑虑”正是“受难”的一种方式。“另外，为了想要逃避此种无法忍受的不可靠的状态及这种个人无价值的感觉，加尔文教派提出一种办法就是：疯狂地活动，拼命地做事”。或简单地来说，就是用工作来麻痹自己。对于新教教义，弗洛姆令人吃惊地说道：“新教教义摧毁了人对上帝之无条件慈悲的信心；它教人轻视和不信任自己与他人；它使人成为工具，而不是目的。”弗洛姆还批评了路德对人自尊和价值的贬低，以及加尔文对两种人（得救的人和永受谴责的人）的划分。新教，在弗洛姆看来，更多的是带有贬义特征。韦伯和弗洛姆都认为新教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有贡献，但弗洛姆认为这种资本主义存在很大局限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