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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大乘佛教的许多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在许多方面也是声气相通的。它的入世思想与中国儒家历来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相合拍；它的“人皆可成佛”思想与中国儒家宣扬的“人皆可为尧舜”的观念相合辙；它的“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又与中国儒家“尽心知性”及务实性格相吻合；而佛教各派都提倡的禅定修行方式以及“清静”等观念，又与中国道家的“静观玄览”、“坐忘”、“清净自然”等契合。 饶宗颐说过：“佛教为什么能够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呢？我想，一是因为佛教讲仁慈，也讲孝道，与中国的伦理相通。二是佛讲平等，把神的观念冲淡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高适应性，使其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都能够接受和宣扬。 （三）中国佛教与儒学相融合 自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之后，儒学逐渐上升为社会的统治思想，至唐韩愈提出恢复孔孟道统后，儒学的影响逐渐增大。其中，主张修、齐、治、平，提倡为王道政治服务的入世精神，深深影响了中国历代“士大夫阶层”，在他们的身上崇道也好，近佛也好，无不打上了“儒学的印痕”。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经国济民的兼济之志一直是儒家文化为士大夫们规定的价值理想，士大夫们也始终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克己复礼”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但在封建制度下，国家盛衰兴亡皆系于皇帝一人，对士大夫大多采取唯我所用的态度，顺之者取，逆之者则弃，广阔的历史舞台并没有给那些有独立精神的士大夫们提供一片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这必然与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人生观发生矛盾。中国的土生土长的道教，只是为失败者构筑了一个虚幻的精神家园，人生的永恒在这里并不能实现，暂时的逃避并不能使他们彻底摆脱人间的苦痛。而大乘佛教强调济人利物救世的思想。“佛出人间”，佛性就寓于世俗之中，佛性实际上就是人性的净化及高度升华。所以，佛教不能离开人世间，而个人也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和社会群体。强调的是在苦难的基础上觉悟，在觉悟基础上帮助启发他人，在乐助他人的同时坚定地扩展自己的觉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彻底的人生解脱。可见，这种中国佛教思想，刚好可以和儒教思想互补。深受儒家人生哲学影响的封建士人，在遇世事不济，人生遭遇挫折之时，便选择林泉自隐，吟月啸风，修身养性，作为对人生失意的一种暂时的逃避，在出世与入世间都能找到慰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佛教的无神论性质、佛教的哲学精神，与具有理性主义传统的中国文化比较接近；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能够接受佛教并将佛教改造得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事实上，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佛教早在13世纪就灭亡了。而中华文化与大乘佛教之间，通过相互包容和融会贯通，才使作为舶来品的佛教，在中国却至今依然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中国从来没有陷入过极端主义的宗教狂热。多数宗教传到了中国之后，都不是那么极端，而是变得温和，很少带有攻击性。应该说，正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包容适应的弹性结构，反而使众多的宗教观念共存共荣，直到今天。（作者：胡激）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张岱年.文化与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C].梁漱溟全集（第3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4]施忠连．世界人生哲学金库[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