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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那么，哪里是知识分子说话的地方？ 知识分子真正能说话的地方是文化市场。因此必须构筑一个真正的独立的文化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养育真正的知识分子。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文化市场的不健全，其中有过多的非市场因素。例如，知识分子身份的国家所有制，这样，知识分子都被国家包养了起来，他们无法在文化市场上自由地流动，作为文化市场中的劳动力要素，无法和文化生产资料有机地自由地结合。事实是作为文化生产真正的主体，他们却被剥夺了文化生产的资料，例如书刊号，书刊号是文化生产中的无成本资源，从数学理论上说书刊号是无限的，但是现在书刊号却被以计划下拨的方式平均地分配给了出版社等“单位”，经过这些“单位”转手，书刊号成了一种垄断资源。它们对于真正的文化生产主体却反而是封闭的（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题名为《知识分子分化与文化资源配置》的系列论文中作了说明，读者可以参见《求是学刊》1997年第1期、《花城》1998年第3期）。文化劳动力不能和文化生产资料通过市场自由结合，他们和文化生产资料之间隔着种种人为设置的环节，一种非市场的因素在不合理地阻隔着文化劳动力和文化生产资料的合理流动，使他们无法按照文化市场的要求进行自由的配置。 我非常赞成钱理群先生的一个观点，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以及命运和现代出版业的诞生密不可分。可以这样说，现代知识分子是现代出版业的产物。陈思和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是先有了现代出版事业，才会有波澜壮阔的现代文学和文学思潮。”也是这个意思。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逃到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是一个象征，就象它的名字一样，它意味着从此印书和商务结合了起来，出版成了一项市场化的文化生产行为，它将文化生产纳入到市场轨道中，用市场这根弦将文化市场的生产者（知识分子文化人）与文化市场的生产资料（书刊印刷）以及文化市场的消费（书刊发行）联系了起来。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诞生了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文化市场上自由生产主体，而不是过去的帝师王佐，受体制豢养的仕。 四 我这里说的文化劳动力，专门指那种以狭义的文化的生产以及传承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我这里所说的文化生产资料也是指狭义的文化生产的有形条件，不是指知识分子进行文化生产时所利用的精神资源。因而我这里谈的问题不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内问题，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获得外部条件，如何理顺文化生产的生产关系的外问题。 我所找到的方法是建立文化生产的市场化机制，解除文化生产的计划体制，这其实是一个文化生产力的解放问题。 解放生产力，是一个富于时代感的口号，在这个口号的感召下，十年，甚至几年前我们不敢想象的观念、事物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它带来了思想的巨大解放。解放生产力，我们首先遇到的是劳动力要素以及生产资料要素的市场配置问题。 传统中国，以“语录体”为文化生产方式的时代，我们自然遇不到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文化生产关系是以知识分子对体制的人身依附，进而是精神猎属为特征的，文化消费也不是一项市场行为，因为它不以消费者的自觉自愿为基础，人们无权选择文化产品。 那个时候文化的生产处于体制的严格控制之中，文化产品的生产是指令性的、计划性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也是指令性的、计划性的。社会对文化产品的分配方式是指令性计划为主，他的目的是对社会群众进行文化“灌输”，思想“教育”。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看到这种文化生产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随着越来越多的自由撰稿人的出现，这些从事文化生产的自由劳动者对文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提出了要求。二来，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产生的不仅仅是物质消费品市场上的自由消费主体，同时还产生了文化市场上的自由消费主体，他们不仅有进行自觉自主的文化消费的经济实力，而且有这样的愿望。文化上的计划生产已经不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总体上说我们的报纸和杂志还不习惯于将自己的当作一种社会化的生产方式来加以对待，他们还没有将自己当作一个企业来经营，一个商家不敢在顾客面前做的事情，他们敢作，他们没有顾客的意识。他们大多数还是习惯于将读者当成受教育的对象，将自己当成灌输的工具，他们不是为他们的消费者服务的，他们对待自己的消费者的态度是有问题的，他们不是真正地站立在它们的消费者一边，他们没有真正的民间立场。让他们成为市场行为中的独立主体，让他们成为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让他们按照文化资源市场的机制来运作，有一天，它们会发现只有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讲话，代表了消费者的心声、愿望、要求，消费者才能信任它们。它们也才能生存。出版社。30万元可以注册成立一家公司，那么30万元在中国到底能不能注册成立一家出版社？出版体制的改革，只有竞争，允许社会力量办出版社才能得到彻底的改观，市场将淘汰那些质量差的出版社，到那个时候就不再需要政府为养这些出版人员而付钱了，而是相反，政府从出版企业中得到丰厚的税利收入。市场将为我们管理文化资源的配置，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将因此而导入一个良性循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