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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郭沫若对《墨经》的误读不止于此，他对《墨经》中有关知识论的解读也存在着根本的错误。《经下》有这样一条：“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经说下》：“知，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惟以五路知，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见。”这是郭沫若的校读。他由此认为“这是说感官的知识不能得到真知识，而可以获得真知识的主动者在感官之外，但这主动者为谁，却没有说出。这和公孙龙的见解相近” 。这样的解释与《墨经》的原意大相径庭。前期墨家重视感性认识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墨家后学把这种知识论发扬光大，并且强调，只靠感性认识还不够，还需要理性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是墨家在知识论上的一大贡献，郭沫若却由于对《墨经》的误读而导致相反的观点，从而得出墨家否认感性认识作用的结论，这是非常错误的。 郭沫若对《墨经》的研究不止于此，《墨经》中包含了大量的逻辑思想，许多研究者都很重视，郭沫若也作了一定的努力，并且试图把墨家逻辑与印度因明相比较，指出墨家的类、理、故有些像印度因明学的三支宗、因、喻，但他没有继续下去，只是浅尝即止。 四、墨学研究特点 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爆发了著名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郭沫若是后一问题论战的主将，在那场论战中，郭沫若写了著名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作了详尽的考察和阐述。同时也表明，郭沫若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那时的中国，处于纷乱动荡之中，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文化思潮，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指导思想，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武器，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理性的考察和全面深入的研究，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但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却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特别是对于郭沫若来说，有政治斗争的热情，又急于用世，其学术研究的时代性和局限性就表现得非常明显，特别是那些非考证性的学术研究。郭沫若的墨学研究表现出下述特点： 其一，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新版引言》中说：“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的问题。” 说明他对学术研究的理论指导是非常重视的。用什么样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这是个学术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郭沫若在回顾自己学习和研究的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 他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于一九二四年，这就是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来钻研马克思主义。这部二十万字的著作的翻译，使他具有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形成了他思想的“一个转换时期”。在亡命日本的十年中，他深入钻研思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并明确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方法”“为向导”来研究我国古代社会。他对当时学术界的流行的学术研究方法很不以为然，说：“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 因而，他在《跨着东海》一文中谈自己的中国古代思想研究时说：“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郭沫若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来指导自己学术研究的真正开始。其后，他又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比较全面的省察，《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即是其产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