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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一种中庸或中道之所以是正确的，并不只是因为它处于两极的中间，而是因为它合于内心之“中”和外在之“节”的标准。虽然我们可以说，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通常会是比较正确的，但却绝不能说凡是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都绝对正确的。因为其正确性并不是由其“中间性”决定的。 正因为如此，先秦儒家还提出一个“权”字来作为“中”的补充。“权”的意思本来是指秤锤，秤锤的位置是灵活的，它根据不同的重量在秤杆上移动不同的位置，这个位置当然不会永远处于正中，但却永远应当是处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中”正是要和这样一个灵活的“权”相配合。“权”的思想在儒家之前也已出现。《吕刑》在解释“刑之中”时曾说：“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这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地掌握标准，采用轻重不同的刑罚与之相适应，求得刑罚的合宜。儒家“中庸”说也继承了“权”的因素。孟子对“汤执中”持赞扬态度(《孟子·离娄下》)而对“子莫执中”却颇有微词(《孟子·尽心上》)，其原因就是子莫“执中无权”，缺乏灵活性。孟子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则是因为孔子能根据一时一地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的行动，“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礼记·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这就是说尽管一时一地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君子却能灵活对待，随时做得十分合宜，言行中乎道德规范。“中”与“时”的关系，也就是“中”与“权”的关系。同样，儒家所谓“时中”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也决不意味着放弃道德规范的根本原则。这就是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 总的来说，所谓“中庸”，就是要以人的内在要求（人性、本心）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在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寻求“中节”，也就是使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这也就是《中庸》所谓“致中和”、“合内外之道”。如果人们能在一切事情上恰到好处地这样做，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的确往往是介于两极之间，其效果看上去通常是很平常的，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是卑之无甚高论，只是commonsense 而已。不如极端的言行和主张那样，或使人热血沸腾、慷慨激昂，或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中庸”只是平常道理，“庸”字也有平常、普通的意思。但中庸却决不是平庸，而是在平常普通中见出“极高明”，在平凡中体现出伟大。因为中庸所要坚持的是合于内在尺度和外在要求的正确道路。 因此，坚持“中庸”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要比不负责任地唱一点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极端的调子难得多。荀子曾说：“天下有中，敢直其身!”(《荀子·性恶》)可见要做到“中”。并不象做个和事佬那样轻而易举，需要的倒是胆量和勇气。《中庸》所说的“中立不倚”，也决不是一种保持中立的骑墙派主张，而是儒家所标举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君子节操。这一点联系《中庸》上下文就可以明显看出：“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 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 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可见“中立不倚”就是说“中”的道德信念和准则一旦确立，就永不偏离，无论治世乱世、有道无道，君子都要坚守信念，保持节操，“至死不变”。孔子提倡“死守善道”，说“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曾子说：“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说：“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荀子·性恶》）《礼记·儒行》说：“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坚持“中立不倚”，不调和，不妥协，正是儒家一贯的优良传统。 从尧所谓“允执厥中”，舜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到孔子提出“中庸”之德，再到《中庸》一文全面阐述“中庸”思想，以后历代许多儒家思想家也一直继承着这样一种中庸之道的传统。甚至在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家那里，中庸思想也有所表现。如庄子所谓“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庄子·达生》）；“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庄子·山木》）；韩非子所谓“去甚去泰，身乃无害”（《韩非子·扬权》）；《管子·宙合》篇所谓“中正者，治之本也”，《白心》篇所谓“和以反中，形性相葆”等等，都与儒家的中庸之道有相通之处。 可以说中庸之道已成为中华民族颇具特色的一种思想方法和道德品性。中国人有一普遍的共识，即认为“物极必反”，也就是说，任何极端的主张和做法都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到了极端，事物就要走向反面。而只有中道才是常道，才能持久。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若能坚持中常之道，则可能有持久的发展与进步。若总是在两极之间跳来跳去，则民不堪其苦，国不堪其乱。然而，坚持中常之道却也不易，往往要受到来自两个极端的夹攻：左的说你太右，右的说你太左；激进的说你太保守，保守的说你太激进……因此，坚持中常之道，需要冷静清醒的头脑，稳健笃实的品格，坚韧不拔的毅力。孔子之所以说“中庸”是难能可贵的“至德”，“民鲜久矣”，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总之，“中庸”既是一种伦理学说，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思想方法，强调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