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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死带来了对话的终结。柏拉图开始了以写取代说、以对话录取代对话的书写时代， 亦即哲学时代。在这里，真理的成形不是在当下空间的自由论辩和交流中发生，而要依靠对文字的 理解引发的对原初声音的回忆。城邦空间隐入了文本空间，现场性让位于回忆，质朴无华的对话让 位于修辞的运用。应该说，柏拉图使真理更能传之久远了，因为写比说更具备在时间中的持存性。 然而，由于真理在对话中是活的、不断返回到它的原初状态的问题，而文字的固定性可能使问题蜕 变为答案从而失去它的鲜活性。文字依赖于观看，而声音依赖于倾听，听比看更生动、更有直接性， 听离事物更近。苏格拉底那里还存留着赫拉克利特对逻各斯言说的听觉，而柏拉图把逻各斯变为理 念，变成纯粹观照的产物。当然，柏拉图对这些危险也有相当的自觉，他的对话录毕竟还是对话， 虽然这种对话已经隐入文本和内心；他对修辞的运用也是在深思哲学与政治社会的紧张后试图缓解 真理的负面效应的努力（见后面的论述）。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对话录也消失了，只剩下了作者一个人的观念在文本中说话。这种依据形 式逻辑的范畴推演，这种独白性论述将所有的异在的话语全都统摄在自身之内，用批判和逻辑线索 将它们抛弃或并入自身，《形而上学》第一卷中对前贤思想的列举显得是一位织工在陈列他的织架。 亚里士多德这里失去了柏拉图的修辞，而多是学究式的质木无文的思辩。虽然如此，亚里士多德实 质上提出了“逻辑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思想戒条，从而确保了人有自主运用形式逻辑质疑某种思想 确当性的可能和自由，因为形式逻辑毕竟为人所共有。这种基于形式逻辑的论辩和质疑在后来的经 院哲学中成为首要原则，使自由和平等成为“思想共和制”的自然法。（见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 化理论》） 在轴心时代的另一极，在《旧约》中的《约伯记》、《诗篇》、《传道书》、《雅歌》等伟大 文本中，比喻手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运用和精致化，那种禀有神性光辉的思想似乎天生就适于用一 种隐喻的形式表达出来。与赫拉克利特的隐喻性思想（思想本身即隐喻）、柏拉图的运用隐喻的思 想（一种严格的理性思想披上隐喻的外衣使之隐藏起来）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纯理性思想不同，希伯 莱思想的隐喻乃是作为一种象征出现。象征，按别尔嘉耶夫的说法，是“无限在有限中的彰显”； 在修辞学中，象征表明了事物的同一性和完整性，“一物是它所象征的东西”。在这里，隐喻构成 一个路标，一个指示记号，它指向无限，指示神与这个世界的关联。而在赫拉克利特那里，隐喻仅 仅表明与自我隐匿的自然相应的语言本身的形式，这里的隐喻并不具备那种明确的指向，而具有梦 境般的多重歧义性，故赫拉克利特的隐喻属于修辞学上的寓言。 耶稣基督的来临使希伯莱的隐喻方式获得了最为集中和辉煌的展示与解说。在福音书中，耶稣 反复宣讲着盐、光、门路、果树、撒种、葡萄园、羊等比喻，十字架本身就构成一个大的象征：言 成了肉身，亦即属灵的身体来到自然性身体之上。象征就是约，即自然性身体与属灵身体之间的契 约。当基督说自己的身体和血是面包和酒时，他说的不是“面包和酒”代表他的身体和血，而是说 就是身体和血，把这个“是”理解成“代表”表明人不理解、不信。《马太福音》中耶稣回答了用 比喻的因由：“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 不明白。”这些话其实是针对那些以理智自居而不信的人说的，他们不肯相信比喻，因为比喻实在 是天国的方言，他们被经验和理性圈死的头脑对这种方言是绝缘的。用比喻，是为了应对人的理智 的自负，“进入天国的门是窄的，而自负却把人变成庞然大物”。 摩西的诫条说：“不可妄称雅威的名。”那么神学，一种试图在思想中把握上帝的努力该如何 言说上帝？整个《新约》中众使徒和其他基督的仆人采用了一种祈祷语式，在这一语式中，人不谈 论上帝，人呼唤上帝。在传言基督的众多教义时，他们不是居高临下地训戒人，而是同人们一起祈 祷、为人们祈祷，甚至为不信的人们祈祷。这一语式在奥古斯丁《忏悔录》表现得尤其明显，奥古 斯丁在考虑时间问题时几乎是一唱三叹式地将荣耀和大能归结为主，他反复地从雄辩后退，退向祈 祷。祈祷语式此后逐渐传承，直到最近奥特《上帝》一书重申了神学的这一特质。 当人们不再呼唤上帝而仅仅是谈论上帝时，他在谈的就不是那个十字架上的救主，而是哲学和 形而上学的上帝。这就是经院哲学最后的走向，由此开始了人的理性启蒙的进程。与亚里士多德合 流的经院哲学采用一种独白语式，一种与对话和祈祷无关的语式，这一语式起初还能保持它的形式 逻辑的论证方法从而维系着思想的平等，到后来被某种独断论和思想等级制取代。在莱布尼兹、斯 宾诺莎和笛卡尔那里，这种趋向渐渐明显。在近代启蒙哲学中，对抽象形而上学法则作用的无限信 任，对通过理性设计达致应然状态的乐观情绪，对真理可能的负面效应的不自觉，导致哲人们不再 使用隐喻和修辞并自以为是诚实。启蒙哲学根据进步原则将那些设计理性主义的思想视为先进和真 实，而把不承认理性至上权能的思想视为落后和愚昧。设计理性造成的抽象形而上学原则，变成法 国大革命的历史车轮，从千万活人的身体上碾了过去。 柏克的警告没有引起人们对理性和真理血腥性的警惕，反而连英国国内的绅士们都视这种警告 为精神错乱。真理继续大获全胜，作为拿破仑的哲学化身，黑格尔胜利地演绎出了他那一套包容一 切却唯独容不下真实的个体的的哲学体系。抽空了偶在个体的辩证法，将其他所有观念全部置入其 中，并按辩证的等级给予分别的批判和定位。辩证逻辑自居于形式逻辑之上，不受形式逻辑批判， 人在这种逻辑面前已无权提出自己的意见，因为普通人所能禀有的正常理性遇到这种“高级思想” 只能俯首听命。那种所谓的历史必然性，那种所谓的绝对理念，不仅剥夺了人在历史行动中的自由， 而且也剥夺了个体反驳这种学说的思想的自由。辩证法是最大的独断论，因为它把自身封为最高的 真理，因为它连形式逻辑都可以不遵守，因为它不承认自身的界限。它的私生子，马克思的学说在 社会历史层面贯彻了黑格尔的这些意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文本中，马克思 将一种建基于思想等级制（意识有真实和虚假形态之别）之上的批判或不如说嘲讽文风发挥到极致， 从而抛弃了思想平等所要求的冷静、客观、平和。其历史结果是造就了独断论与权力的结合形式—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的等级制变成了现实的阶级划分的等级制，文本的嘲讽为成了行动中 对人的尊严的蔑视和侮辱，赤裸裸的辩证法娼妓再一次赢得了历史嫖客的垂青。 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压迫下产生了反抗者，克尔恺戈尔看清了这种独断论的真实面相，也看清了 它对偶在个体的无视和抽空。作为反叛，克尔凯戈尔在一方面回到苏格拉底传统和福音书传统，用 寓言、对话和复调结构的写作来化解独断论，把自己从文本中隐藏起来，使读者免受作者观点的强 制；另一方面，他又回到了祈祷语式对偶在个体的关爱，用一种布道的语言从必然性手中夺回不可 能。其结果是他发展出一套生存的辩证法，它诉诸个体的感受力，强调个体在生存悖论中的决断。 这种强调个体风格的写作在尼采那里得到了进一步推进，尽管尼采比克尔恺戈尔要阴险、毒辣。 他用一种似乎极为真诚的语调使人们疏于防范，并在人们丧失戒备之际戴上面具，在文本中下毒。 他的隐身理由恰好与柏拉图相反：柏拉图是为了不伤害政治社会赖以维系的信念纽带而不得不使用 修辞，避免真理被不适合听到真理的人听到；而尼采则是为了故意摧毁平等时代赖以发生之现代知 识分子理念，他对自己学说某种层面上的公开似乎早有期待和预料。尼采发展了一种反面隐微术， 不用修辞隐秘而用个性化修辞来表现自身的诚实，借以骗取人们对他的信任。这样，格言体风格以 其敏锐、锋利且更易使人中毒而得到了尼采的青睐，对体系的反叛使他得以空前地拓展哲学主题的 疆域，开展一种实验性的、细节更丰富的思考，从人类生活的所有可能的方面颠覆他不喜欢的基本 价值法则。（见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