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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地上，很早就有人类生存。在云南，考古学家发现了生活于约 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的牙齿化石和遗物。“元谋人”是我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在陕西，又发现了生活于约80万年前的“蓝田人”的化石。在北京周口店，又发现了生活于约七十万至二十万年年前的举世闻名的“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和遗迹。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化石或活动遗迹。旧石器时代，人类尚处于野蛮蒙昧的阶段。 同民族文化起源有直接关系的，是大约始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文化。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有几千处，如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陕西的半坡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距今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的原始居民过着定居生活，已经能够挖掘水井，饲养牲畜，建造干栏式房屋，制造刻有动植物图形的陶器，制作简单的用作耳饰的玉器和原始的乐器——骨哨。距今约6000年前的半坡居民居住在半地穴式房子里，能制造绘有各种各样美丽图案、栩栩如生、色彩鲜明的彩陶，已经会纺线、织布、制衣；陶器上还有一些刻画符号，被认为是我国早期文字的雏形。距今约5000年前的大汶口的居民的农耕经济和手工业更加发达，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私有财产已经出现，贫富分化特别明显，能够制作更加精致的黑陶和白陶，制造十分精美的玉器工艺品。在陕西的半坡文化遗址、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出现了一些刻画符号，这应是最简单最原始的文字符号，应当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但这种文字符号还处在雏形阶段，不能连贯组句，所以至今仍难于识别确认。 地下发掘证明，在新石器文化的晚期（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之间），原始社会已经发生显著的阶级分化，上层人物拥有远远超过常人的财产，以及标志身份、权威的器具（如墓葬中精致的玉斧）。这表明原始氏族社会正在瓦解，国家机器开始形成。我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大致就是这个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个原始族群之间，为了夺取更多的土地、人口、财富，扩大生产规模，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不断发生兼并战争。我国上古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如炎帝与黄帝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等，主要发生于北方。根据现存的上古神话传说来看，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在中国北方远比南方来得剧烈。在中国早期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中，虽然长江流域也出现了十分发达的古代文明（如四川三星堆文化），但黄河流域的文化显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最早产生的歌谣大约就是“杭育杭育”之类。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说：“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动，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这类“杭育杭育”的劳动号子，大约就是诗歌最原始的源头；这种歌谣的口耳相传应当就是最早的诗歌教育，并有着多方面的教育作用，如统一劳动节奏、传授生产经验、表达劳动心情等。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诗歌教育具有综合性、全民化的特点。远古时代的文艺活动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吕氏春秋·古乐》中记录的“葛天氏之乐”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原始乐舞还与氏族部落的图腾崇拜相联系，例如黄帝部落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尧时则有《咸池》，舜时则有《韶》，这些歌舞中应当有一些原始的歌谣。 清代沈德潜选编的《古诗源》收录了许多远古和上古时代的歌谣，如： 《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尧戒》：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 《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有史可稽的中国第一首情诗——《候人歌》，据《吕氏春秋》所记，系涂山氏之女娇因思念丈夫大禹所作。这首歌的歌词仅只一句：“候人兮猗”，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 远古诗歌的基本形式就是歌谣，远古歌谣的产生与先民的集体生活密切相关，他们通过歌谣来传授生产技能，协调劳动节奏，表达内心感受，娱乐群体生活，直接或间接地起到教育的功能。而歌谣是与原始歌舞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最初的歌舞往往就是他们日常劳动生活情景的重演或是庆祝、祭典活动本身。原始歌舞具有诗、乐、舞合一的综合性——舞即有乐，伴以吟唱应和，就有了诗。因此，远古时的诗歌往往不是单独存在的，而诗歌教育也就与劳动生活直接融合在一起，仅仅是他们劳动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教育是生存的一种必需，这样的教育同时也是劳动技能教育。例如《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短短八个字概括了从制作工具到猎取动物的整个过程。这样的诗歌既是歌词，又可以看作是劳动教育的教材。现今广泛流传的关于交通守则的歌谣“一看二慢三通过”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远古歌谣是诗歌教育最初的萌芽和起源。 由于文字正处于草创阶段，仅仅被用来对生产劳动进行最简单的记事，大量的口头语言和少数的文字符号是脱节的，因此，三皇五帝时期的诗歌教育只能通过口口相传来进行。根据《尚书》、《吕氏春秋》等古籍的记载来看，远古歌谣的内容广泛、形式简单而多样，数量应当十分庞大，只是当时无法用文字记述而已。而歌谣作为口头文学，本身又具有口口相传的特点，在生活中随时会产生，又随时会消失。就拿春秋时期的《诗经》来说，所保存的诗篇也只是上古时期诗歌中的很少的一部分——《史记》中记载孔子“删诗”一说，表明最初的诗篇至少应当在3000首以上。即使是在今天，虽然科学技术已经十分发达，文字数量已经非常庞大，使用人群已经相当广泛，运用技巧已经相当熟练，但要想把所有的民间歌谣记述下来也不可能！而即使能够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也仅仅是合乎当时政治思想意志和正统道德观念的很少的一部分而已。 据历史学家和教育史学研究，我国古代学校的设立，大致从虞舜时代就开始了。《礼记·王制篇》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舜帝已经设立两级学校：上庠（大学）和下庠（小学），“国老”、“庶老”是负责教育的长者。“庠”的设立，说明教育场所已经开始和直接的生产劳动相分离，不过它还不完全是专门的学校，还兼有养老功能。当时的教育内容具有综合性的特征，把习舞、习乐、习语和学习射箭等劳动技能活动融为一体。 《尚书·虞书·舜典》中记载了舜帝和乐官夔的一段对话：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译文：舜帝说：“夔！我任命你为乐官掌管音乐，用音乐教导我们的子孙，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恭谨，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诗用语言文字抒发思想情感，歌用旋律配合歌词徐徐咏唱以突出诗的意义，音调的高低要合乎吟唱的节奏，音律要能够谐和五声。八种乐器的音调能够调和，不失去相互间的次序，让神和人听了都感到和谐。”夔说：“好吧！我轻重有致地击打石磬，能使各种兽类都能随着音乐舞蹈起来。”） 按舜帝的观点，诗歌和音乐是人的内心情感的表现，是重要的教育手段——和谐的诗歌和音乐可以陶冶人的内在情操，培养性情高雅的君子；诗歌教育的目的就是促进人的精神和谐，行为优雅，人格完美，最终目标是感天动地，天人合一，维护团结统一。如果《尚书》里的记载可信，那么，从这段话来看，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首领已经认识到诗歌音乐的教育功能，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诗歌音乐对青少年进行全面培养。舜帝对夔说的这段关于诗歌音乐教育的作用的谈话，后来被儒家当作“诗教”的经典言论，也成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的文艺观，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主要部分之一。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序》中认为“诗言志”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其实也是中国诗歌教育“开山的纲领”——重视思想道德不仅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和诗歌鉴赏的重要标准，注重思想道德教育也成为我国诗歌教育的基本原则和传统而一直延续至今。 《尚书·虞书·益稷》有这样的记载： 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从这里能够看出，舜帝与他的大臣夔和皋陶等都是善于作歌的，通过诗歌来歌功颂德，表达政治主张，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 《礼记·乐记第十九》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孰，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史记·乐书第二》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时孰，然后赏之以乐。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舜之道何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南风”即《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从这段记载来看，舜帝已经有意识地运用诗歌教化百姓，与民同乐。“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这应是正史中关于诗歌和音乐教育的最早记述，而那时的诗教与乐教融为一体，难以截然分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