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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的楚国，也有十分发达的诗歌教育。在南北方文化的共同孕育下，楚国诞生了以伟大诗人屈原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和以伟大诗篇《离骚》为代表的《楚辞》。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楚人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周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战国时期，楚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物产最富饶，国力最强盛，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最后楚虽为秦所灭，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从春秋中叶开始，楚国与北方的文化交流已经日益频繁，在《楚辞》、尤其在《离骚》中可以醒目地看到原产于中原的圣贤谱系。春秋战国时代，北方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主要文化典籍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就有记载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多个例子。这说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到了楚国末期，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终于孕育出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对《楚辞》的渗透和影响。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尽管南北方文化交往已经十分频繁，但楚文化仍旧保持了自身若干重要的特点。楚辞的形成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国音乐舞蹈十分发达。从《楚辞》等书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楚地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到当地儿童所唱的歌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越国舟人的唱辞：“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形式与中原歌谣显著不同，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楚地盛行的巫教，又影响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楚辞》与《诗经》之间存在着地域文化的重大差异，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显著不同。《楚辞》中诗歌的篇幅通常都比《诗经》里的长；《楚辞》的文辞华美多采，不同于《诗经》文辞的简朴自然；《楚辞》的句式除了四言句外，更多地使用五、六、七言句，语言节奏富于变化；《楚辞》多奇思异想和神话色彩，不同于《诗经》大体局限于现实生活人和事的范围。楚国没有形成北方那样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体意识比较强烈。丰饶的物产、多变的地貌和繁茂的生物容易培养楚国人民浪漫的情思，始终存在的人神共处的巫文化，更容易导致楚国诗人产生奇幻的想象。 屈原（约公元前340—约公元前278）名平，字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官为左徒，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后因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进谗，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由于在内政外交上与怀王、顷襄王发生矛盾，在加上奸臣诬陷，导致屈原多次被放逐。顷襄王21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次年，秦军又进一步入侵。屈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计作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可知对这二十五篇中部分作品的归属和真伪，汉代就存在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为大。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我国第一首浪漫主义抒情长诗。全诗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九十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离骚》叙述了诗人的身世和志向，表现了诗人一生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决心以身殉志的悲剧，反映了楚国统治阶层中正直与邪恶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表达了他为国为民坚强不屈、至死不渝的精神。《离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异彩，诗人炽烈的情感、坚定的意志、高尚的人格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在作品中，诗人运用拟人和象征等艺术手法，使各种奇花异草都成为诗人崇高品格的象征，为中国文学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 《九章》由九篇作品组成：《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在《九章》中，《橘颁》的内容和风格都比较特殊。作品用拟人化的手法，细致描绘橘树的灿烂夺目的外表和高洁坚贞的品质，来表现自己优异的才华、高尚的品格和眷恋故土、热爱祖国的情怀。在描写过程中，诗人既不局限于作为象征物的橘树本身，又没有脱离其基本特征，为后世咏物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涉江》是屈原在江南长期流放中所写的一首纪行诗。其中的风光描写最为人称道：“入溆浦余邅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诗人抓住带有特征性的景物，寥寥数语，高度概括地描写了高山密林幽静深邃的景象，恰到好处地衬托了诗人寂寞而悲怆的心情。楚辞中这类风光描写，成了后世山水诗的滥觞，屈原也被推为我国山水文学的鼻祖。 《九歌》是楚国一种古老而著名的乐曲。屈原的《九歌》共十一篇，一般认为，这是屈原根据民间的祭神乐歌改写而成的，既洋溢着古老的神话色彩，又表现着诗人对人生的某种感受，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尤其突出的，是《九歌》中大多数诗篇都包含有神与神或人与神相恋的情节，反映出在南方民间信仰中人神共处的特点。《湘君》开头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在这幅清秋候人的画面上，深秋的凉意和情感的寂寞渲染出一派难以言说的凄迷惆怅之情，从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国殇》是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在《九歌》中是颇为特殊的一篇。诗中描绘了一场敌众我寡、以失败告终的战争，表现了楚国将士们视死如归、不可凌辱的崇高品格。这首诗篇幅不长，却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显示出悲壮的美感的杰作。 《招魂》在《史记》中列为屈原之作。诗人借用楚地“招魂”的风俗，凭借奇异的想象，运用夸饰手法，对恐怖和奢华两种景象作强烈而富于刺激性的描写，前后形成对比，形成了特殊的美感效果，最终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结尾，流露出无限深情。《招魂》所显示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令人惊叹，对后世鲍照、韩愈、李贺等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它的铺陈手法，则直接影响了汉赋的形成和发展。 屈原的诗篇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喜欢大量铺陈华美艳丽的辞藻。他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增加了诗歌的美感。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风格华美的文学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对于中国诗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战国时代，屈原首先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者受到高度评价，但他巨大的创作成就又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作为一位具有崇高人格和鲜明个性的诗人，屈原在忠君爱国的前提下，又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保留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他的诗篇以汪洋恣肆的语言表达了强烈激荡的情感。明代诗人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驳斥道：《离骚》“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忿怼之极”，对“党人”和楚王都“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他的艺术观点的对与错姑且不论，但他却准确归纳了屈原诗歌的风格。屈原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描绘了奇丽的幻想，扩大了诗歌的境界，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世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和影响。屈原的人格和诗篇都成为后世正直文人仿效的榜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