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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这些观点中，笔者认为把荀子所谓“后王”看做是虚拟中的理想君王的观点比较近是。其他各种说法，都试图将荀子的“后王”具体落实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某个人或某些人，而这在《荀子》书中都无法找到坚实的文本依据。《荀子》这部书，其实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讲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如何，而不是真实地描述当时社会的现状。荀子生活在战国末年，当时“天下定于一”的趋势已经被很多有识之士所意识到，也为很多人所期待。荀子正是在为一个他认为未来必将会出现的理想的王道社会预先绘制蓝图。而所谓“后王”就是荀子所绘制的这个社会蓝图中理论上的、应然的最高统治者。 笔者认为与其把荀子所谓“后王”坐实为任何现实中已经存在过的王而找不到可信的文本依据，不如就回到字面上来理解：“后王”就是“后来的王”而已，这是就理论上说的，不必坐实为历史上具体的人。相应的，荀子的“先王”也可以就理解为从前的王、过去的王。“先王”甚至也不必仅仅局限于文、武。因为荀子说过：“文武之道同伏羲”（《成相》），从文武上溯到伏羲都可以算是“先王”。 但需要注意的是，荀子所要“法”的“先王”“后王”，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无论“先王”“后王”，从理论上来说都必须是统一了“天下”最高统治者，是整个“天下”之君，而不是一国之君。荀子说：“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能用天下之谓王。”（《正论》）“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因此，战国末年那些僭称“王”的各国之君，并不是荀子所谓“后王”。第二，无论“先王”“后王”，从理论上来说都必须是“圣王”，是在“王”之位的君子、圣人。因此像桀、纣、幽、厉那样，名义上虽是当时天下共主，还是不配担当这个称号的。总之，无论“先王”“后王”，在理论上都必须同时符合“圣”与“王”这两个条件。所以荀子说：“圣王：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解蔽》）因此，“先王”就是以前曾经出现过的圣王，“后王”就是以后可能出现的圣王。 根据荀子的理论，只要有了具备“圣”与“王”这两条“足以为天下极”的条件的统治者，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人们都应当以他为法。荀子的社会理想是为“天下”设计的。在荀子的社会政治理论中，由君子和圣人充当的“王”即“圣王”是一切礼法制度的总源，也是一切是非曲直的总裁判。《正论》篇说“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因此在荀子设计的理想社会框架中，人们必须以“圣王”为法。假如在他设想的这个社会里，人们总是称道古代的先王，而根本不把当下的王放在眼里，这个社会就无法运作，他设想的社会政治理论就不能成立。因此他在理论上不能、也无法容忍在这个理想社会中人们可以不以这个社会的“王”为法。 三、“先王”“后王”贯通的辨证道统观 荀子提出“法后王”，固然有反对以古非今，主张与时俱进的因素在里面。当荀子在设想和描绘他的理想社会政治蓝图的时候，他当然要考虑当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社会变化，因此他的理想社会蓝图不可能是“先王”时代的重复再现，其礼法制度也不可能跟“先王”时代完全一样，必然要包含一些新的东西。因此有必要特别提出“法后王”。但是，提出“法后王”更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在他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必须以“圣王”为法。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各个时代的“圣王”理论上都应当是那个时代的道法之搃要，人们都应当以之为法。 但是这种理论落实到实践上来，的确有导致君主专权的危险。后人批评荀子学说是为专制王权提供理论依据，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荀子说：“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非相》）然而，如果每个时代的人都无条件地事己之君，法己之君，则显然有导致这个特定的、具体的君走向专权独裁的危险，也无法担保这个君所行之“道”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好在荀子实际上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并且在理论上对“法后王”加上了一些条件和制衡要素。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法先王”与“法后王”辩证统一起来，用一个辩证的道统观来制衡个别的具体的“王”。要理解这个问题，就要特别注意荀子提出的另外两个概念，一个叫做“贯”，一个叫做“统”。 荀子《天论》篇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这就是说从“先王”到“后王”，“大体”、大的原则是一以贯之的，有着连贯性和延续性。因此“后王”所行之“道”，不是“后王”可以随心所欲的东西，不能背离这个“道贯”。正是这个“道贯”在理论上构成了对“法后王”的制衡。 与“贯”或“道贯”相联系的另一个概念是“统”，荀子一再强调，要“推礼义之统”（《不苟》），“统礼义、一制度”（《儒效》），对前代圣王要“法其法以求其统类”（《解蔽》），认为“未有本统”的君主就只“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暴乱之君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议兵》）这个“统”也就是后人所说的“道统”“传统”的“统”，是前代历史经验的延续，是先王之“道”的延续。“后王”可以为天下“法”，但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又是以延续“先王”的“道贯”“道统”为前提的。 但是另一方面，“统”或传统又不只是过去的东西，如果只是过去的东西，那就是古董，而不是传统。正因为如此，荀子在《非十二子篇》曾批判子思、孟子一派，说他们“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这个批评的重点，不在于他们“略法先王”，而在于他们“不知其统”。 “不知其统”也就是只知道死抱住古的东西，不懂得传统是一个活的东西，是从古到今的一个传承接续。孟子言必称“先王”，认为“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就是“不智”，他还引用《诗经》“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来强调一切都只能照“先王”的“旧章”办。任何“非先王之道”的言行，在孟子看来就是大逆不道的。 而荀子“先王”“后王”贯通的辨证道统观，则强调这个“统”是从过去传承下来而且还在发展的有生命的活的东西。而所谓“道”也就存活在这个“统”里面。荀子在《儒效》篇依次论述俗人、俗儒、雅儒、大儒的时候，说“法后王、一制度”的只是“雅儒”，而“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的才是更高一个层次的“大儒”。为什么说到“大儒”不提“法后王”了呢？因为“大儒”的“统礼义”就包含了“以古持今”，古今一贯的意思。大儒不仅“法先王”，而且能“统礼义、一制度”，这就不同于思、孟的“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而是能够把“法先王”与当下的礼义制度建设统一起来，成就“后王”之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