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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女性遭遇的尴尬 获得同工同酬权利的现代女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一方面她们要像男子一样参与社会劳动，另一方面她们要担负养育孩子的天然职责。女性要接受社会双重标准的评价，因此她们不得不努力扮演好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赋予的双重角色。她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 一句“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潜入封闭了几千年的中国女性的思想意识，她们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到社会的各项活动之中。但是“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代替不了“男女有别”的事实。如果男女真的都一样了，那么女性还存在吗？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女性面临就业的压力愈来愈大，都市出现了“剩女”和“隐婚族”现象。“剩女”为在职场竞争中保住自己的一席之地，不得不以牺牲青春年华为代价，等到事业小有成就时，她们才发现自己错过了结婚的最佳时段，悔之晚矣。“隐婚族”的女子因害怕失去工作而不敢公开自己的婚姻事实，为保住现有的工作位置不敢养育孩子，为此，许多女性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这些现象，有媒体称之为中国的“发展病”。这样的尴尬局面令现代的中国女性始料不及。 在现代女性的社会自觉日趋成熟的时候，她们的自信却出现了危机。两组调查数据说明了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女性对事业对成功充满信心，在某高校一份关于“男人应该以事业为主，女人应以家庭为重”的问卷调查中，当时有85%的女大学生选择了“不”，绝大多数人拒绝“贤妻良母”式的传统女性角色。时隔几年后，知识女性的自信出现大幅度滑坡，据上海市妇联公布的“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有43.8%的男性和37.4%女性赞成“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与十年前相同问题的调查相比，支持率分别上升了9.2和6.8个百分点。（27） 女性在政治上的自我意识被唤醒之后，应当如何客观地认识自我，处理好在经济发展环境中社会角色和自然角色的关系，这是现代文明进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波伏娃在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终将消灭男女不平等现象的同时，认为“经济一元化”是有其局限性的。（28） “经济一元化”的局限性在于经济地位的变化只解决女性“面包和玫瑰”的诉求，而文明社会的女性还有比此更丰富的内在需求，首当其冲的应当是还原她们原本的自然角色。如果经济成为了人们的唯一需要，女性的自然角色为之消失，那么这样的“女性解放”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女性问题研究中又一个应当关注的问题。波伏娃关于“经济一元化”的观点或许可以为我们分析现代女性面临的尴尬局面提供启示，使我们把妇女解放的视野从单一的经济领域扩展开来，扩展到文化、到伦理等领域，甚至回到人类自身，回到女性自身。 对此，我们能不能从儒家思想中寻找资源？儒家“男女有别”和“各正其位”的观念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启迪和借鉴？！ （二）现代女性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中国传统教育中有“幼年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成年养德”的说法，这是保护和培养孩子湛然无暇的天然本性的根据。现代女性基本素质的培养，也需要保护她们的湛然无暇的天然本性，比如她们的善良和安静、她们的谦恭和温和等等。同时，在她们成长的过程中，施以针对女性特点的素质教育，培养起她们自尊、自信、自立和自强的品格。 “九年义务教育制”为女童提供了接受义务教育的法律保障，使包括贫困地区在内的女童也有了到学校学习知识的机会，为她们继续深造和今后就业进行了前置准备，这无疑是社会教育制度的一大进步。但是当前学校教育的内容普遍偏重于知识技能方面，而道德素质的培养教育多有缺失。儒家提倡的道德修养的八个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现代道德教育应当是可供借鉴的。八个步骤中修身是根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前提条件和基本做法。治国、平天下这类高远的目标皆是以修身为基础的，男性教育如此，女性教育亦当如此。教育机构和教育者应当重视“修身”的教育。 开放的现代社会生活给女性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同时也向她们的道德意识提出了挑战。以“东方女性之美”著称的中国现代女性，在婚姻观、道德观、审美观等一系列价值观方面出现了危机，她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由于原有的传统的价值体系已经崩溃，新的价值标准又未建立，她们道德价值领域出现了“真空”，她们迷茫于东、西方文化杂混的理念，在传统与时尚间徘徊，有时人甚至迷失了自我。 由于拜金主义的影响，享乐主义在女性中亦有滋生和蔓延。在婚姻观方面，“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看法十分普遍。据上海市妇联对这一问题的问卷调查，有33.9%的人赞同，女性支持率高于男性5.2个百分点，达到36.4%；（29） 一些女性信奉“金钱至上”的原则，不论男方人品如何，只要是“大款”或“富翁”就愿意委以其身，因此而造成的婚姻悲剧不计其数。闪婚、骗婚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在道德观方面，有的女性道德意识和贞操观念缺失，有的女性甚至心甘情愿被人包做“二奶”，其中不乏知识女性。有媒体记者介绍，有的地方“笑贫不笑娼”的观念已经抬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危险的社会信号。据调查，如今堕为娼妓的女子绝大多数并非生计所迫，而是受享乐主义思想指使，认为这是一条简便快捷的生财之道，于是在金钱面前失去了中国女性可贵的贞操观与廉耻观；在审美观方面，缺乏健康的审美取向，有的女性为整容已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经济代价和身体代价，这与封建时代女子自愿缠足的性质又有什么区别？如此等等。为此，曾有男性作者撰文“寻找淑女”，这无疑是关注女性道德建设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社会良知的体现。只可惜这样的声音在社会时尚的大潮中显得微乎其微，未能引起社会的回音。 （三）以开放的心态向儒家寻求资源，重建中国女性的价值体系 封建中国对女性的束缚和压抑固然应当批判，但是近百年来我们把祖先留下的优良传统丢得太多，如今现代女性道德价值领域百废待兴。女性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担负重要角色，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融入世界文化之林的时候如果不自保本色，将意味着这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失落甚至消亡。为此，我们应以开放的心态重新评估儒家的价值立场，向儒家寻求思想资源，重新建立起适合当今女性社会道德价值的体系标准。 首先，我们应重视女性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的教育，在自由与自律之间找到平衡的尺度。教育女子从小就懂得修身，懂得明论，懂得“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样一些关于人性和伦理的基本观念，并在生命中固守这些观念；其次，我们应重视女性责任意识的培养。宇宙的自然法则规定了女性在人类繁衍过程中的天然职责，赋予女性对孩子负有义不容辞的养育义务。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家庭和孩子的守护神，母亲对孩子的关爱是细微的、无形的，但却是永恒的。女性的素质品性不仅关系到自身修养，更关系到对孩子的影响，关系到后代的人格成长，关系到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现代女性已经获得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但绝不可放弃做母亲的责任。知识女性对社会的道德建设应有更多的担当，不仅应重视自身的道德素养，还应当担负起对一般女性的教化重任；第三，我们还应当重视女性独立人格的完善。女性对男子的依附性似乎出自天然，这是历史上女性处于附属、从属地位的“症结”之一。现代女性需要克服这种依附性的过分扩张，培养和完善独立的人格，以独立的人格身份去参与社会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 总之，一个民族的文明进程需要该民族每一成员的积极参与，现代女性绝不能在这个进程中缺席。一种文明不仅与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关，也与这个社会女性素质展现的文明程度相关，与女性的社会自觉相关。女性的素质决定了她们在这个民族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愿中国女性在新时代的新环境中，保持传统的东方女性之美德，开出更加绚丽的中华民族的文明之花。 参考书目及文献： （1）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春秋大义）》之《中国妇女》。 （2）《朱熹年谱》，王懋竑撰，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6、228页。 （3）《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二，黎靖德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4）《朱子语类》卷第十三，同上。 （5）《朱子语类》卷第七，同上。 （6）《朱子语类》卷第六十八，同上。 （7）《朱子语类》卷第七，同上。 （8）《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八，同上。 （9）《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五，同上。 （10）《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 （11）《朱子语类》卷第八十七，同上。 （12）《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六，同上。 （13）《朱子语类》卷第九十三，同上。 （14）《朱子语类》卷第八十七，同上。 （15）《朱熹年谱》第13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16）《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 （17）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第130页 （18）《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三 （19）《朱子语类》卷第十三，同上。 （20）邓艾民：《朱熹与朱子语类》 (21) 引自郭美华著：《与朱熹王阳明对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22）《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六，同上。 （2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六，同上。 （24）《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下。 （25）《二程集·周易程氏传》卷四。 （26）《朱子语类》卷第九十，同上。 （27）调查资料数据引自童凤莉著：《被遮蔽的半部历史》前言 （28）引自[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第二性》中陶铁柱撰写的“译者前言” （29）调查资料数据引自童凤莉著：《被遮蔽的半部历史》前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