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颐，字正叔，又字正道，人称伊川先生。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死于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他同胞兄程颢一样是北宋时期“洛学”的开创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 程颐出生于大官僚地主家庭，从小聪颖过人，博闻强记，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自27岁考进士不第后，即绝意仕途，除曾在朝廷短暂任职外，一生以讲学为业，勤学精思，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粹言》或《河南程氏粹言》，是程颐程颢两兄弟的语录，由弟子杨时“变语录而为之” ，即用书面语言，在保持原来的文意和风格的基础上，将二程的语录加以改变而成，南宋时的张拭又重新加以编定，分为《论道篇》，《论学篇》，《论书篇》，《论政篇》，《论事篇》，《天地篇》，《圣贤篇》，《君臣篇》、《心性篇》，《人物篇》10篇。由于年代久远，《粹言》中哪些语录属于程颐，哪些属于程颢，今已不可考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粹言》的绝大多数篇章出自程颐，本文在论及程颐的教育思想时，事实上也可能包含着程颢的思想，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程颐的著作很多。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二程集》四册，是目前收录二程著作最完善的版本，是研究二程的最主要的资料。《粹言》收在《二程集》第1169—1272页中，其中《论学篇》较为集中地反映了程颐的教育思想。 （一）论教育的作用 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程颐的哲学思想同教育思想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他的心性学说，是其全部教育学说的基础和出发点。 程颐认为，治理天下需要人才，人才来自对社会成员的教育培养。他说，“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力不足，虽有良法，无与行之矣。欲成就人才，不患其禀质之不美，患夫师学之不明也。师学不明，虽有美质，无由成之矣。”（第1210页）他从维护统治者根本利益的立场出发，认识到了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就是，言天下之治，必须依靠众多的管理者来实现，而人才又不是天生的，需要通过教育的手段，加以培养发掘。他也强调了教师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人为什么能接受教育，程颐认为这是因为人性本来就是善的，虽然有恶存在于人身，但那是由于禀受了不好的气质的缘故，因此，要使人们为善去恶，臻于至善，就必须靠教育的示范引导作用来实现。这样，程颐就不仅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发展成长过程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也肯定了人的可塑性和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因此，他把教育的作用直接归结为“变化气质”，使整个社会成员，以“学为圣人”为目的。 在程颐的心目中，圣人是完美无缺的，“圣人之为大中至正”，（第1172页）“圣人而有过，则不足以为圣人矣。”（第1228页）“圣人之德无所不盛”。（第1267页）这种圣人可学而至的观点，对于提高和激发人们积极的精神追求，无疑是有推动作用的。程颐认为，刑罚只可维持一时的安宁，不足以保证全社会的长久安定，要想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就要在社会中形成以遵守服从封建统治为荣的风气，这才是治世之本，这也即他早在18岁时提出的“本固邦宁”的主张，因此，出于要求社会成员自觉接受封建纲常伦理的认识，程颐反对愚民政策。这一点，不论他的阶级立场如何，还是有相当的进步意义的。 （二）论教育的内容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确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四书”地位的是程颐，在程颐看来这四部书同《易》、《礼》、《诗》、《书》、《春秋》具有同等的价值，他认为“四书”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自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 掌握了它，也就为进一步学习“五经”打下了基础，他断言，只要是善于学习的人，对这四部书认真加以研究思考，就会有终身受用不尽的好处。他甚至说，“学者不必他求，学《春秋》可以尽道矣。然以通《语》《孟》为先。”(第1200页) 程颐规定儒家经典为学习的主要内容，认为通过对经典的学习，就可以达到“穷理尽性”的目标，而天理就会在人身上表现无遗，这样，不论干什么事，自然会恰到好处，故而他不重视对具体的客观事物研究探讨，认为学习就是穷经明理，这一主张，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程颐强调指出，学习一定要体察圣人在“四书”“五经”中包含的深刻意蕴，掌握了其中的微言大义“则可以沿革矣。”(第1186页)他认为，“学莫大于知本末始终。致知格物，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第1197页） “四书”的出现和朱熹《四书集注》的风靡于世，使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内容发生了重大转折，它不仅大大扩展了教育的内容，而且使更为理论化的理学思想体系，在整个社会精神生活中长久居于支配地位，甚至流布海外，至今余响不绝。 程颐重视“四书”，但也不贬低“五经”，他认为“五经”中包含了“至道”，“天理”，是由“四书”进入到“五经”，最终实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人生理想。 （三）论道德教育 “学为圣人”的教育目的，决定了程颐对道德教育的高度关注。这也可以说是他全部教育思想的核心。程颐认为，人不同于禽兽，就在于人有天理，如果天理不存在了，那么人就同禽兽没有两样了。作为永恒存在的至善的天理，只有通过人们的“涵养工夫”来不断扩充和实现，最后达到“至诚”的圣人境界。集中起来考察，程颐的道德教育思想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立志向道。程颐认为，志向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人生道路选择，十分重要。他把立志放在了相当的高度来认识，说，“立志则有本。譬之艺木，由毫末拱把，至于合抱干云者，有本故也。”(第1186页)如果不树立“学为圣人”的远大志向，那么即使圣人在当今当世出现，也是毫无用处的。既然人性本善，那么，“学以至圣”就是可能的，君子的学习若不以此为目的，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自暴自弃。所以，程颐说：“夫学者必至于大道，以圣人自期。”（第1190页）而且程颐还要求从娃娃抓起，他认为年龄越小，可塑性越大，也就越容易把一切恶习消灭在萌芽状态，进而培养良好的品质和情操。他在解释《易》的“蒙”卦的“彖”辞时，把这一思想概括为“养正于蒙”，这是颇有见地的主张。 2．存诚主敬。“诚”与“敬”是程颐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同时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程颐认为，诚与敬是沟通天理和人心的桥梁，通过“存诚”或“反身而诚”，就可以达到与物同体的境界，这是学为圣人的突破口。他指出；“识道以智为先，入道以敬为本。”(笫1183页)“敬为学之大要”。(第1184页)“入德必自敬始”。(第1194页)“诚则无不敬，未至于诚，则敬然后诚。”(第1170页)由此来看，敬与诚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诚指“实理”、“自性言之为诚”(第1182页)“诚者自成也”，敬指“敬在心”，“容于外”，“敬，所以持守也。”(第1188页)“敬以涵养也”，这就是以涵养工夫，来主动自觉地扩充本身具有的善，断绝来自外部的诱惑，那么，不论道多么“恢然而广大，渊然而深奥，惟立诚然后有可居之地。”(第1174页)通过这番工夫即可心存天理，“乐莫大焉”。 3．知行统一。教育的成果，只有在社会实践生活中才可得以检验。程颐反复强调，学为圣人必须身体力行，落到实处。他指出，“识必见于行，”(第1190页)“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第1190页)他认为，学而不行不仅是自欺欺人，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不知。他说：“未有知之而不能行也。谓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第1191页)有的弟子问，“致知力行，其功业并进乎？”程颐回答“人谓非礼勿为，则必勉强而从之，至于言穿窬不可为，不必勉强而后能也。故知有深浅，则行有远近，此进学之。效也。”(第1192页)这即是说，认识越深入，行为也越主动坚决，因此他说：“学贵夫成，既成矣，将以行之也。学而不能成其业，用而不能行其学，则非学也”。(第1197页)这种学以致用，知行统一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程颐提出的判断知与不知的标准，以及对知行相互关系的论述，则有明显的错误。 （四）教学思想 1．渐与速。程颐认为学习是艰苦的劳动。他把学习比作登山和农夫的耕作，告诫弟子不能在平坦的地方阔步前进，一旦遇到险阻就举步不前。在学习过程中，必须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激昂自进”，要有“不至于成德，不敢安也”(第1190页)的勇气和态度，要做到日有所新，日有所进。他认为，“长育人材，教之在宽，待之以久，然后化成而俗美。”(第1195页)聚沙成塔，积腋成裘，最终达到学有所成。” 程颐指出：“凡志于求道者，可谓诚心矣，欲速助长而不中理，反不诚矣。故求道虽有迫切之心，虽得之，必失之”。(第1175页)知识需要长久的积累，迫切求道，心情是好的，但不经过坚韧的求知过程，则欲速而不达，以至于失败。他进而论证道，“观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于速也；然寒暑之变极微。曷尝遽哉？”(第1175页)因此，学习要恒勇结合，渐速相宜。 2．博与约。在博与约的关系问题上，程颐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学不贵博，贵于正而已，正则博。”(第1255页)“学贵于通。”(第1199页)这就是说，学习最可贵的是获得真知，认识了天理，一切都可融会贯通，知识自然也就广博了。为之，要由博返约，以约驭博，“学不博者不能守约。”(第1191页)这个“约”，即是“积习既久则脱然自有该贯，所以然者，万物一理故也”。(第1191页)程颐还加以表述为：“君子之学贵一，一则明，明则有功。”(第1195页)这个“约”，乃至“一”，或“万物一理”，其实就是程颐所推崇的孔盂圣贤之道，他不赞成面面俱到地学习，认为这样会妨碍对圣贤之道的领会，他要求弟子“泛乎其思之不如守约。”(第1257页)“所守不约，则泛然而无功。”(第1255页)之所以如此，程颐认为，“至显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理事一致也，显微一源也。古之所谓善学，以其能通于此而已。”(第1222页)这种学风，发展到末流，即成为空谈性理。不及事功的局面，它同程颐所倡导的明经穷理主张密不可分。 3．学与思。作为有长期教学实践经验的思想家，程颐十分清楚尝浅辄止，不求甚解的作风的有害性，特别强调深入思索的作用。他认为，在学习中，“思则来，舍则去，思之弗孰也。”(第1257页)对经典文献的研习，如果不能跳出辞章之外，“脱然有独见”，不但误己，而且误人。他教育弟子，“反覆研究而思索之，求正于至善”。(第1191页)他同时还批评了“屏知见，息思虑”的错误见解，认为这种做法，“不失于绝圣弃智，必流于坐禅入定。”(第1191页)他进而指出，“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又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夫圣人何为而迫切至于如是其极哉？善学者，益求其所以然之故，不当诵其文，过目而已也”。(第1194页)“不思故有感，不求故无得，不问故莫知。”(第1188页)一句话，“不深其则不能造其学。”(第1188页)这些论述，是对孔子提出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想的极为精辟的说明和进一步阐释。程颐反复强调学有所得，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因为他认为，广学博闻，就如同储藏起来的药物一样，最要紧的是知道它的用途，故而他反对虚各，提倡实学，这种实学，虽然是指封建的纲常名理，但重视学以致用，总不为错。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程颐总结了前人的教学经验，最早概括出了“因材施教”的原则，他善于用启发引导的方法，来教育学生，不论是对学生还是教学工作，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从而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学生，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尊重，越到后来，这影响也愈深远。程颐的《粹言》中的确存在着不少闪光的地方，但也有许多严重的不足，总结这份良莠并存的遗产，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状况的认识，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民族复兴大业来说，也有值得借鉴之处。（强 昱）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