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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217—278)，字休奕，北地泥阳(今属陕西耀县)人，魏晋之间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教育思想家。 傅玄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后家道中落，立志于学，学有所成，学识广博，精通乐理，秉性刚直不阿。据《晋书·傅玄传》：“玄少孤贫，博学善属文，解钟律。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 从曹魏到西晋，官位逐渐显达，晋武帝时曾任过散骑常侍、驸马都尉、侍中、御史中丞、太仆、司隶校尉等要职，封鹑觚男。傅玄学问高深，参政同时著述不辍，他曾与缪施等人一道被委派共撰《魏书》。据《晋书·傅玄传》载：“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惜其作品大多佚失，今仅存《傅子》二十四篇，《文集》也仅有明张溥辑成一卷，称《傅鹑觚集》，编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傅子》一书论述教育的思想散见各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关子教育目的 傅玄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能“弘道”的治国安民的人才。傅玄经过三国曹魏的分裂割据之后，极其珍惜西晋的统一政治，为了巩固统一的封建政权，他提出了“尊儒贵学”的主张。首先，他认为儒家的纲常礼教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故他强调儒学，主张礼义治国。傅玄时代正置社会动荡，思潮泛滥，玄学清谈盛行，儒学相应遭到忽视，处于逐渐衰落的状态，傅玄看到这种礼义之教得不到开展，世风日下的情况不符合西晋王朝的根本利益，所以提出“尊儒贵学”，希望通过重振儒学，教化百姓来扭转世风，把封建政治拉上正轨，他曾给晋武帝上奏疏道：“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则尊其道者，非惟尊其书而已，尊其人之谓也。贵其业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选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学校之纲举矣。” 这章奏疏表达了傅玄教育思想的核心，指出儒学礼教是兴邦治国的根本，而学校的任务正是培养能“弘道”的儒学才子，作为统治集团的接班人，充实官吏队伍，加强封建统治力量，从而巩固封建政权，这是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由此傅玄针对曹魏世袭门阀士族把持政权的弊病，主张改革官制，选贤举能，他说：“贤者，圣人所与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举贤为急，”认为国家要安定，政治要清明，应以举贤为当务之急，这是巩固封建政权的保证，若按九品中正制选官，则多为世宦官僚，他们全仗门第位高，不一定都有才能胜任职守，其结果只会造成政治腐败，国家机构瘫痪，社会无“公道”可言，最终致使国家覆亡，这已是古之先王的经验和教训。 同时，傅玄也注意到了教化百姓，净化社会也应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他认为通过礼义教育教化百姓，使其顺从统治者的意愿，甘受压迫剥削，不犯上作乱，这样就可以达到天下太平，政治长久的目的，他说：“尊儒贵学，则民笃于义，” 而百姓知三纲礼义正是国泰民安的社会思想基础。 （二）关于教育作用 傅玄与古代大多数教育家一样，其教育作用的观点也是建立在人性论的理论基础上的。他认为人性善恶两兼，既“好善尚德”又“贪荣重利”，二者都是天赋的；但同时他又指出；“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澄之则淳而清，动之则流而浊。” 这种天赋的人性具有可变性，它随外界环境作用而变化，所以，他认为人有其可教性，可通过教育使其“贵其所尚而抑其所贪”，他在《傅子·贵教》一文中指出了这种教育的巨大作用：“虎至猛也，可威而服；鹿至粗也，可教而使；木至劲也，可柔而屈；石至坚也，可消而用，况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恶可攻者乎!”凶禽猛兽都可驯服而为人役使，粗木坚石也可加工应人之用，何况万灵之长的人类呢。这里他充分肯定了教育的可能性，认为教育可以改变一切，包括人性，人性本身含有善恶，教育的意义便在于使人性善的因素发扬光大，使之有益于社会，有利于个人成长；克服人性中恶的一面，使其朝“善”和“德”方向发展，形成完全的人性，所以他说“习以性成”，充分肯定教育塑造人、改造人的功效。同时，他也指出了教育的必要性，认为教育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他说：“先王知中流之易扰乱，故随而教之。谓其偏好者，故立一定之法”， 认为教育是保证社会安定、稳步发展的佐助力量，它可以做到使人按社会需要的方向发展，他认为这是统治者行如己愿的治世良方。总之，傅玄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因人之善，攻人之恶，教育的过程就是善长恶消的过程，最终通过这一教育引导，达到培养治国贤才和教化百姓的目的。 （三）关子教育内容的思想 傅玄的教育内容主要以儒家纲常礼义为主。他强调“以礼教兴天下，”认为礼教是“与天地并存，与人道俱设”的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依靠礼义规范来维持，中国之所以能在各民族中常居优势，立于不败之地，就在于中国长期以来以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实行礼义之治，这是有史为证的。他说：“中国所以常制四夷者，礼义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则同乎夷矣。失其所以同，则同乎禽兽矣。不惟同乎禽兽，乱将甚焉。何者？禽兽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也。以智役力而无教节，是智巧日用，而相残无极也。相残无极，乱孰大焉，不济其善，而惟力是恃，其不大乱几希耳。” 施行礼教。天下太平，丧失礼教，则人性相残持力以争，无异于禽兽，导致社会大乱，政治失败，故他强调礼教的重要。主张以礼义调节社会秩序，对百姓实施礼教教育。 傅玄还从人本性趋利避害的角度出发，认为实行礼教，可消除社会矛盾，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免其以力相争的社会动乱的根源。他说：“人之性避害从利。故利出于礼让，则修礼让；利出于力争，则任力争。修礼让，则上安下顺，而无侵夺；任力争，则父子几乎相危，而况于悠悠者乎？”只要实行礼教，使人民都安分守己，以礼义规范自己行为，就能使社会安定，政权巩固。傅玄从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观点出发，认为礼义之教是教育的基本内容。 （四）关于国家教育计划的思想 傅玄教育思想中极为可贵的一点，就是他提出了根据社会的客观需要，由国家拟订教育计划的思想，这是前所未有的。 封建统治有一定的机构，需要一定数额的官吏，这是可以计算出数字的，若按需求量来确定培养相应的人才，使供需得到平衡，就可避免供过于求，不致于造成社会的极大浪费。另外，封建社会学校学生可免徭役，故许多人特别是官僚子弟到学校只是徒有虚名，根本无心于经艺，成为一批游手好闲的社会游民，给学校教育带来不良后果，同时大批人弃田投学也对农业生产不利，所以博玄提出学校教育应以国家需要为目的，按计划招生，并经过严格选拔，剩余者全部转归田亩，这样保证了学校教育质量又不影响农业生产，还节省了国家一大笔开销，故他建议：“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以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 他认为教育应发挥育才的功效，根据社会各行各业的需要培养相应数量的专业人才，国家则应由此拟订全国士农工商的就业计划，实行分民定业。他说：“臣以为亟定其制，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付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 这里傅玄已有初步的职业教育的思想，对封建教育制度的发展有积极影响。他还进一步把学校应培养的人才细分为九个方面：“凡品才有九：一曰德才，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几；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辨才，以长讽议；此以量才者也。” 傅玄认为这些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国家应统筹安排，计划行事，办好学校，造就国家所需人才，他强调教育兴国，认为“兴国家者，莫贵乎人。”“宜德教者，莫明乎学。” 计划教育，培养人才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傅玄这一思想具有教育理论价值意义。 （五）关于道德教育 魏晋时期，玄学清谈盛行，儒学渐衰，世风日下，傅玄针对当时情况，建议晋武帝“敦风节”，“退虚鄙，”提倡修身正心的道德修养和求实履行的学风。 “正心”是傅玄道德教育的中心思想，是儒家《大学》正心修身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他认为心是万事之主宰，只要心正则人正则万物正，他说：“心者，神明之主，万理之统也。动而不失正，天下可感，而况人乎？况于万物乎？”所以“古之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 正心是立德之本，心正则有德，统治者若做到心正有德，对于百姓就可使其不令而行，反之，则虽令不从，他把这一关系喻为树与影的关系：“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临民，犹树表望影，不令而行。……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临民，犹树曲表而望其影之直也。”更进一步，傅玄从社会道德教育考虑，由个人心之正，推而广之以正天下，他说：“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这也是其修身正心的最终目的。 魏晋时期玄学清谈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崇尚花言巧语、玄虚莫测，傅玄批评其虚浮不实际的弊病，认为“夫空言易设，但责其实事之效，则是非之验可立见也。”应讲求实效，思想言行要一致，他说：“故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观行必考其迹，参三者而详之，近少失矣。” 他强调“君子审其宗而后学，明其道而后行。” 以上是傅玄《傅子》一书的主要教育思想，此外，他还有一些零星散见的教育观点，如内省自得的道德修养方法；因材施教的教育教学主张等，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邓 彤）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