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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的儒学著作中《素履子》是颇有特色的一部。该书虽然在唐朝时没有广为流传，但深受后人重视。据《四库全书总目卷91儒家类1素履子》记载：“(《素履子》为)唐张弧撰，以履道、履德、履忠、履孝等名分目，凡14篇。其书《新唐书·艺文志》、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皆未著录。惟郑樵《艺文略》、《宋史·艺文志》有之。盖其词义平近，出于后代，不能与汉魏诸子抗衡，故自宋以来，不甚显于世。宋濂作《诸子辨》亦未之及。然其援引经史，根据理道，要皆圣贤垂训之旨，而归之于正，盖亦儒家者流也。弧，《唐书》无传，宋晁说之《学易堂记》谓，世所传《子夏易传》乃弧伪作，旧题其官为大理评事，而里贯已不可考。《艺文志》、《宋志》皆作一卷，今本三卷，殆后人所分析欤”。关于张弧本人虽不可详考，活动年代也不得而知，但其为唐人已确定无疑，其儒家思想能反映唐朝特点亦可成立。因此，分析《素履子》可以作为研究隋唐儒学的一个有特色的个案。从中观察当时儒学的某一时尚。 首先，从内容上看，《素履子》当是中唐以后的著作。在初唐，王朝统治比较有力，民间文人著作很少有在经学之外另论儒学的。中唐以后，唐王朝每况愈下，社会的动荡，经济的萧条，儒学正统教育的僵化，都使得文挖学者们转而思考治国安邦之策，谋求更加完美的儒家学说。张弧在此时著《素履子》，首先讲“道”，以及“德”、“忠”、“孝”，以一抽象概念统领全书，这对统治者最为有利，对百姓则给予极大的限制。其次，涉及传统儒学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这就说明到张弧之时，传统儒学理论已显得不够实际、明了和直接，不如“忠”、“孝”那么明确。也就是说到中晚唐，统治者对百姓的要求已趋向简便易行的两个方面，即由“孝”而“忠”，不犯上作乱。而《素履子》便是在这一情况下的产物。另外，在卷下又设“履富贵”、“履贫贱”、“履平”“履危”等篇目，亦是社会阶级分化严重、政治动乱、经济衰败的一种反映．在这种不安定的社会中，《素履子》要求人们不要被欲望所支配，而应以“道”为指导。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当修德而取富贵”。“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不的其道得之，不去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在道德教育方面，为适应中唐以后社会动乱的需求，作了若干改革。 第二，《素履子》一书从题目和内容上都明显地反映出道教影响的痕迹。张弧以《素履子》名书记有道家著作的味道。在隋唐五代虽有《文中子》、《伸蒙子》等典型的儒家著作，但毕竟是少数，当时以“子”名书者多为道士或道教学者，如《亢仓子》、《玄真子》、《天隐子》、《无能子》等。而且张弧在书中多次引用《道德经》及其他道教经典，而且以“履道”为首论，作全书的核心与本质。他说：“道本无名。无名，居天地之始。天地之始，号日混元。混元之初，无形无象。既分二仪，能生万象，故云之为道”。将传统儒学一贯倡导的“仁”、“礼”核心提高到哲学的高度，相当于“无极”、“太极”，籍以统辖所有的儒学概念与伦理纲目。在这点上，张弧的贡献可谓大矣。他的《素履子》一书篇短意赅，但引起宋代学者的重视，首先就是在“道”的运用上完成了儒道的合流，为宋明理学(亦称“道学”)对传统儒学的改造及完成对佛道的消化吸收开创了先河，对后来的邵雍、周敦颐、张载等人均有影响。 第三，《素履子》一书还杂有谶纬神学的遗迹和河图洛书的色彩。上承汉代神化儒学、魏晋玄学，下启宋代邵雍等人。如当他谈及孝道时曾说：“孝感天地，应乎神明。天子孝，龟龙负图；庶人孝，草木荣茂……禽兽草木，取之以时，不违天道。……能行孝道者自然神明上生，天帝添算，身安事吉，荣显于时”。用天人感应的传统儒学理论来重申孝道的重要，初看似乎有些过时，因为天人感应及谶纬之说，从汉末王充著《论衡》始，就已受到批判，并非有力的思想武器。王充思想近于道家，亦有人认为《论衡》即道家著作。而张弧却重弹汉儒老调，这一方面表明张弧是援道入儒，而非站在道家立场之上，另一方面，张弧在唐朝中晚期已看到佛教道教借助佛仙神鬼之力大有压倒儒学的趋势，因此吸收汉儒思想中的相应内容作为对抗的武器，这也是儒学发展的一种时代的需要。 第四，强调教育在儒学发展和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在张弧看来，自古帝王圣贤为宣传道德忠孝等伦理道德，均需设教办学，养育人才。上古“三皇依之（道）设教”。先秦“圣人以王道设教，”此后孔孟创儒学、倡教化，教育有了发展。可见，尊道重教是圣人及儒家先贤的优良传统．他们创造出道、德、忠、孝、仁、义，礼、智、信、乐等等，就是为了充实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张弧说，“古昔帝王，皆立德以垂教”，“立教于万祀。此德之用也”。“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古者嘗草之君，教民粒食而止杀，至人之化也；黄帝为民除害杀蚩尤，至仁之教也”，“守道立德，履之(礼)方成，教训正俗，履之万备”，“夫乐者，天地四时之和也，故律吕调则阴阳和，五音调则四时叙，是故古昔帝王，制礼作乐，以化民也”。说明了教育是推行封建道德伦理的重要工具，是化民成俗、巩固其统治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儒家的道德忠孝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基础；仁、义、礼、智、信、乐是其核心內容；富贵、贫贱、平安、危难是受教育者需要经受的考验和磨难：司礼、作乐、读书、躬行是主要的教学方法。如果象秦始皇那样，行暴虐不仁之政、焚书坑儒破坏教育，则“身没沙邱，不及二代”。唐朝中后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衰败，学校教育已明存实亡，儒家的道德伦理之说又一次面临危机。因此，张弧不仅要借助道教的内容扶持和振兴儒学，更要利用发展教育来作儒学振兴的保证。 前面已经提到，张弧将“道”提到了儒学本体的哲学高度，并以此来统领其他儒学思想。因为这是张弧思想的核心，故在此还需作进一步深入地论述。“道”是传统道家理论的最高概念，是从古代神道设教的神道而来。在儒学思想中则指必须遵循的原则。孔子曾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但他和他的后学都很少谈论道。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到唐初，著名道士王士元著《亢仓子》，曾全面论述“道”的问题，以全道、明道、政道、君道、臣道、贤道、训道、农道、兵道等名篇，发展了道的思想，将传统道家最高级的抽象概念与同国计民生有关的具体事物结合起来，与儒家的研究范围结合起来，有利于后世儒家的吸收、改造和利用。儒学大家，著名的学者韩愈，在其文学复古运动中就特別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并著有《原道》等文，大大提高了传统儒学的理论层次，使之补充了许多新鲜的内容，充满了活力，有利于和佛道各家对抗，巩固和发展自己。 在对道的分析中，张弧强调的是道与具体的封建伦理的关系，为忠孝仁义礼智信乐等教育内容的确定提供了更高层次的论证。在后面的部分章节中，张弧将“履道”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展开了有关儒家教育的全面论述，并突出了履、行等实践的重要性。可以说，张弧对“履道”的分析是一种宏观的总体把握。而后面的“履德”、“履忠”、“履孝”等篇，则是对道德伦理实践的具体指导。二者相辅相成，丰富和发展了唐代儒学思想，促进了儒道的融合。特别是张弧作《素履子》，以“履”名书、名篇，突出地强调了躬行实践的作用，成为一部当时人们为人处世、治学从政的行动指南。这不仅是一本引人深思，颇有特色的理论书，更是一本尚实躬行的实用教科书。他把道、德、忠、孝、仁、义、礼、智、信、乐、富贵、贫贱、平、危等等，都作为实践的对象，这在前人的书中是不明确和不多见的，也就是说，张弧将实际生活分为上述14个主要方面，这些方面的实践均应以儒家思想(兼有道家思想)为指导，而不能仅限于空谈或盲目的实践。张弧在书中鼓励世人儒士积极投入这14个方面的实践与体验，这不仅是修养身心的领域，对治学成材也大有裨益。在讨论修养方法时，首先是提倡尚实和躬行，是在履道、履忠孝的前提下研究和探讨多种情况下和主要道德领域中的教育教化问题，是一种用新形式和新角度探讨儒家道德伦理教育及修养方法的专门理论。 总之，张弧的《素屉子》是唐代儒家教育著作中一部有代表性有特点的著作，反映了唐代中晚期儒学变化的某些重要特点。也为宋元理学的发展，找到了一些有力的论据。（程方平）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