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县（今安徽宿县西）人，是魏晋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其祖先为会稽上虞人，本姓奚，因避怨而徙谯，居于嵇山之侧而改姓嵇。嵇康幼时丧父，靠寡母及兄长教养，自幼养成“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的个性与学风。在魏晋之际经学衰落时期，他自幼不涉经学，好读老庄，倾向玄学，好属文论，亦好弹琴咏唱。他自称“轻贱唐虞而笑大禹”， “非汤武而薄周礼”。 因他与曹宗室有姻亲关系，曾做过曹魏政权的中散大夫，但司马氏当政后，隐居不仕，与当时名士阮籍、刘伶、向秀、山涛、阮咸、王戎结为“竹林之游”，清议时政，切磋玄学，抨击名教。据说他曾游过太学，为太学抄写石经。由于他采取不与司马氏政权合作的态度，终被司马氏政权迫害，当他被捕下狱时，太学生数千人为之请愿，要求留下他当老师。后惨遭杀害，死时年仅40岁。嵇康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不少富有哲理性的玄学论著和文词优美的愤世疾俗之作，后人辑有《嵇康集》（原名《嵇中散集》）。 《嵇康集》在明代以前，多有手抄《嵇中散集》本流传于世。今所见最早的《嵇康集》刻本是明吴宽丛书堂藏抄校本。自明嘉靖年间以后，翻刻本甚多。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中收录了鲁迅的《嵇康集》校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戴明扬校注的《嵇康集》，这是目今最权威的版本。《嵇康集》在明清时除有中国印刷的版本外，还有日本的刻本。《嵇康集》共10卷，其中第一卷为诗66首；第二卷是《琴赋》、《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第三卷是《卜疑集》、《稽荀录》、《养生论》；第四卷为《黄门侍郎向子期难养生论》及《答难养生论》；第五卷是《声无哀乐论》；第六卷是《释私论》、《管蔡论》、《明胆论》；第七卷是《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及《难自然好学论》；第八卷是《宅无吉凶摄生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第九卷为《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及《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第十卷是《太师箴》、《家诫》。其佚著还有《圣贤高士传赞》及《春秋左氏传音》等，但未收辑在《嵇康集》中。 《嵇康集》不仅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文学和哲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很有影响的教育思想论著，其中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养生论》、《难自然好学论》、《家诫》及《太师箴》等篇，以玄学思想武器猛烈抨击了被扭曲了的儒家教育，否定经学教育的必要性，提出了反映时代要求的个性解放和反对礼法名教的进步教育主张，在利用和改造老庄思想的基础上，开拓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理论。 （一）关于人性与教育 《嵇康集》一反儒家传统的人性论思想，认为“人之自然之性”是“人之真性”，人性是人的自然生理的体现，所反映的是自然生命之理而不是社会人伦道德价值。在理论模式上突破了儒家尤其是汉儒把人性的内涵解释为纲常名教的传统，从自然论出发，否定了人性的天赋道德，从而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养生教育论。 在《养生论》篇中，嵇康阐述了“人性以纵欲为欢”，“故在放不在抑”的观点。这里所言的人性，即自然人性，它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人的生理本性，它与万物的自然本性一样，是先天固有而赋予形体的本能；二是作为人性表现为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求与欲望。也就是说，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体而不是伦理化了的精神实体，因此求生欲望是人生存与发展的自然要求。嵇康的自然人性论既大胆肯定了人的生命价值高于封建纲常名教的意义，强调了封建社会应以人为主体，人们应当挣脱纲常名教的羁绊，同时又否定了儒家以后天的道德内容界说人性本质的观点，为其将传统的经学教育转移到以人为本的养生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嵇康进一步阐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以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纵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纵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名教是压抑自然人性的，六经和礼律更是束缚人性自由的，只有抛弃名教和六经对人的身心束缚，人们才有可能获得和保养人的真性。这一观点，鲜明地反对儒家的纲常名教，揭露了封建纲常名教对人之真性的破坏。 （二）关于养生教育的思想 《嵇康集》在文化观和教育观上继承和发挥了老庄的“无为”和“弃智”“弃学”主张。在《答难养生论》一文中指出：“夫不虑而欲，性之动也；识而后虑，智之用也。性动者，遇物而当，足则无余。智之用也，从感而求，倦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祸之所由，常在于智用，不在于性动”。以为教育是开启心智的，对人之真性却没有帮助，因为乱心用智正是人们得祸生患的原因，因此应当“弃智弃学”。这里的“智”与“学”，在《嵇康集》中，主要是指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纲常名教及其教育。《论自然好学论》一文指出，名教是与自然人性对立的。六经礼法决非出于自然人性或其需要，相反它们是束缚人性的，与自然人性有害而无益。社会上之所以存在虚伪和欺诈，都是因为纲常名教的产生及其教育所产生的，所以纲常名教及其教育是产生社会罪恶与破坏“自然”的根源。“昔洪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义？” 原始社会没有纲常名教，朴实美好的风尚未曾受到损害，无为而治，天人一体。人既得自然之性，又哪里需要知道什么礼律呢？然而，在这种自然社会进入文化社会之后，“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故奔骛而不觉。是以贪生之禽，食园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诡志以从俗，操笔执觚，足容苏息，积学明经，以代稼穑”。 教育是文化社会的产物，是道德风气退化的现象，尤其是六经之教兴起之后，名利之徒以积学明经代替稼穑，由此社会出现了“诡志以从俗”的用“智”之人。这些人有“损己为世”，“表行显功”，旨在“使天下慕之”，或者“修身以明汙，显智以警愚，藉名高于一世，取准的于天下”。这些人不仅损害了自己的自然人性，而且还通过教育去破坏他人的自然人性之善。《难自然好学论》尖锐批评孔子，“勤诲善诱，聚徒三千，口勌谈论，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视若营四海。”但却“神驰于利害之端，心骛于荣辱之途”。从根本上否定了周公孔子所倡导的教育，以为它们都是反自然人性的，只是有利于人们图名争利，破坏了人们的“全真”之性。 《嵇康集》从批判纲常名教的消极作用进而否定圣人，否定尧舜周孔，它旨在批判和揭穿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政治阴谋和虚伪的礼法，一方面反映了嵇康对现实政治和假名教的不满态度与立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魏晋之际玄学思潮对外在道德规范、现世功名的鄙薄和对人生的执着与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这种表面上看来似乎颓秃、悲观、消极的观点，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这种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重新发现与思考，是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反映了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和观点。所以《嵇康集》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嵇康集》把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在理论上否定“名教出于自然”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要求以养生教育而非礼法名教来发展与完善人的“真性”，从根本摆脱纲常名教的外在束缚。所谓养生教育，就是抛弃名教而顺循人性自然法则，使人在追求内在的自我生命意义与价值中获得“性命之理”与“自然之理”。养生教育要求革洗名利之心，荡涤声色滋味之欲，摆脱现世人际关系的羁绊，在自然无为的生活与精神状态中“穷理尽性”，“智用则收之以恬，情动则纠之以和。使智上于恬，性足于和。然后神以默醇，体以和成，除累除害，与彼更生”。 养生教育观点，其思想核心是要求人们摆脱纲常名教，回到大自然，远离现实政治，轻视功名利禄，把个体人生价值作为教育追求的目标。 （三）对六经及经学教育的批判 《嵇康集》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基础上，对经学教育及儒家经典进行了无情批判与否定。当时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力图通过恢复被东汉末期农民起义与连年战乱所摧毁了的经学教育，借以控制人们思想和笼络知识分子，为此提出了“名教出于自然”的论调。针对这种论调，嵇康发表了《难自然好学论》一文，尖锐指出，六经是束缚和压抑人性的，统治者提倡经学教育，其目的在于以“名教”维护其封建统治。经学教育使人性扭曲，道德沦丧，而六经纷错”，“百家繁炽”，荣利之途一开。使得“求安之士”，“操笔执觚、积学明经”，“执书摘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结果经学及经学教育只为名利之徒所利用，而对其他人来说却是破坏自然人性的东西。嵇康在此文中，大胆提出要“以明堂为丙舍，以诵讽为鬼语，以六经为污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谭礼典则齿龋”，废弃经及经学教育，“与万物为更始”，恢复“大朴之心”未变的状态。这种无情的批判与否定，表达了嵇康对经学及经学教育的消极作用的愤恨和对推行经学教育统治者的不满。鲁迅曾经说过，嵇康之所以反对儒家名教，只是因为当时司马氏打着“以孝治天下”的幌子进行篡弒，并利用“名教”加罪于政敌。于是嵇康“以为如此利用，渎亵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 （四）关于家教 《嵇康集·家诫》是一篇著名的关于家庭教育的论著，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如果说在《嵇康集》中的其它论著是批判名教的，则在《家诫》中却真诚地表达了嵇康以儒家名教教子做人处世的思想。《家诫》指出：“人无志，非人也”。不仅把“立志”看作做人的基本要求，而且把立志教育放在教育的首位。《家诫》所指的“立志”是儒家所反复强调的“士志于道”，即做一有德君子。在为人处世方面，《家诫》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世，小心谨慎，“凡行事先自审其可，不差于宜”。凡遇到“心所不忍”之事，当“密为济之”，凡事要讲仁义、礼让、谦恭、廉耻、忠烈。以为教育子弟惜身爱命、明哲保身是相当重要的。在外要少管别人闲事，尤其是不要打听他人的私事；要敬远长吏，不可与之交往过密；言语“不可不慎”，因为言多语失，祸多由此生；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不要强劝人酒，也不硬要人劝酒，拿起酒杯，表示出醉熏熏样子就够了，千万不能“困醉”，以免“不能自裁”。《家诫》中指出：“寿夭之来，生于用身；性命之遂，得于善求”。为了保全生命，必须学会保全性命的人生智慧，只有明智之士才能明哲保身。《家诫》中的这些思想，大多是针对魏晋之际政治动乱不安、社会风气污浊，以致祸乱频仍，朝不保夕的现象而阐发的，其明哲保身的家教思想后来在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得以发挥。 总之，《嵇康集》作为魏晋时期较有影响的教育思想论著，在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所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它猛烈抨击六经及经学教育以及纲常名教消极作用的议论，它那明哲保身的养生教育观及家教思想，均对当时玄学教育思想潮中的教育观念及理论的革新，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思想理论上继承与发展了先秦老庄的文化观与教育观，而且在现实上有批判与否定司马氏政权推行假名教的作用。所有这些，使得《嵇康集》在当时和后世为人们所推重。（毕诚）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