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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27──约100)，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东汉时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先辈从北方迁到会稽，主要从事农、商职业。王充自小性格内向，不喜嬉戏，颇好深思。6岁学字，8岁读书，很有大人气度，受到老师、父母、乡亲的宠爱。青年时到京师洛阳求学，拜班彪为师，接触了一些学者，又在书摊上读到很多书。“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来，告别老师，离开洛阳，到北方陈留等地任过县掾功曹、都尉府掾功曹、太守列掾功曹、州从事等职。后因与上司意见不合，辞职回乡，屏居教授，同时著书立说。所著书有《政务》、《讥俗》、《论衡》、《养性》等书。今存《论衡》一书，30卷，20余万言。 王充生当汉代经学僵化的时代，以一个小人物的身份，努力研究，将科学新成果，哲学理论、逻辑推理结合起来，再加上自己的生活体验，向当时僵化的经学思潮和盛行的谶纬迷信提出挑战。以“疾虚妄”作为著述的宗旨，写下了“九虚”、“三增”。对于民间流行的各种迷信也进行了分析批判，写下了《论死》、《祭意》等16篇。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异端思想家。 王充在批判旧思想中，阐述了自己的新的哲学体系。他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天地，天地是没有意识的物质实体，含有各种气。天地所施放出的气结合而产生万物，包括人。这是唯物主义的天地本原论宇宙观。在批判人死为鬼之后，用气来说明人的形神关系，认为阴气构成骨肉，阳气（精气）组成精神。将形神都归结为气，是形神一元论。从而否定了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和“善恶报应”的各种说法。因此，王充《论衡》成为中国历史上“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 的一部奇书。他的许多说法与近现代科学精神相吻合，有许多合理性，是科学思想的超前觉醒，受到当代哲学家和科学家的高度重视。 《论衡》30卷，85篇。《招致》一篇有目无文，实存84篇。朱谦之认为现存《论衡》85篇包括王充所著5本书的全部内容，并将各篇分别系于五书。蒋祖怡予以否定，认为今存《论衡》基本保存原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根据《自纪》篇称“吾书亦才出百”，认为原书实百余篇，今存属残本，已非其旧。刘盼遂赞同这一说法，认为佚失至少有十五、六篇。蒋祖怡认为“出百的“吾书”包括所有著作，不仅指出《论衡》，从本传以来都认为是85篇，从无异议。黄晖认为原有百余篇，蔡邕持归中原时，被人捉取数卷持去，故只剩下85篇。今本还保存《觉佞》、《能圣》、《实圣》篇名，说明原本不止85篇。熊伯龙崇拜孔子，也崇拜王充，他提出王充推崇孔子，不可能“问孔”，因此，《问孔篇》就是伪篇。胡适认为《乱龙篇》、《别通篇》也都是伪篇。窖肇祖认为《论衡》无伪篇，受到蒋祖怡的支持。后人不再提伪篇的问题。 《论衡》是汉代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讲经学、哲学、科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文学、史学，都要讲到它。天文学家陈遵妫认为它是哲学和天文学相结合的著作，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认为它是“非常重要的科学著作” ，并大量抄录、引用《论衡》原文。现代研究各门学科的发展史，一般都要提到《论衡》。教育思想史也不例外。《论衡》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教育的作用——改良人性，提高能力 王充认为人性是有善有恶的，就像人的脸皮有白有黑、个子有高有低那样。极善极恶的人极少，多数人是善恶相混的中等人。“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本性》）经过礼义之教，可以使一般人都变成善的人。孔子的学生子路在入孔门之前被称为甚恶的“庸人”，经过孔子教育之后，“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成为贤人。这是“变性使恶为善之明效”（《率性》）。孔门弟子70人，都是接受了圣人的教育，成为可任卿相的人才。王充把圣人教育比作锻炼，他说：“夫铁石天然，尚为锻炼者变易故质，况人含五常之性，贤圣未之熟锻炼耳，奚患性之不善哉!”（《率性》）铁石经锻炼而改变，人性在教育的“锻炼”下也会改变。 教育不但可以改造人性，使恶为善，而且可以提高人的“知能”，智慧和能力。王充认为知识学问是一种力量，“知为力”。人生莫不有力，“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儒生以学问为力”，“论道议政，贤儒之力也。”（《效力》）知识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比体力更伟大，更尊荣。所以，萧何“以知为力”，功高于将军们的攻城野战。人学了知识，就会有更大的力量，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孔门弟子“知能十倍”，就是接受孔子教育的结果。“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率性》)。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王充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染自黑。此言所习善恶，变易质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圣教，日夜讽咏，得圣人之操矣。”（《程材》）社会环境的教育作用不可忽视。总之，教育的作用，可以“成人之操，益人之知”(《别通》)培养人的品德，提高人的智力。 （二）教学的方法——反对迷信，提倡难问 汉代独尊儒术以后，教育界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当时儒生以为儒家经传是圣贤所著，都是正确的，不容怀疑。老师对经传的讲解也是全对的，必须背诵。从来不敢向老师提出什么疑问。一代传一代，严守家学师法。这就形成一种传统，即经学传统。迷信古书，迷信老师，这是当时教育界的最大弊端。所以，王充在《问孔篇》的开篇就提出：“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圣贤说的话，著的经传，都是对的，不用怀疑，只要全都背诵下来，也就行了。王充认为这种死背硬记就像鹦鹉学舌那样，不能理解圣贤的思想。“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超奇》）死背硬记，不能理解，也就不能应用。不能应用，就无法在社会上实现价值。所以，对知识要“博通而能用”（《超奇》），才能有社会效益。 王充认为，圣贤认真写书，还不能没有错误。“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问孔》）圣贤说的话有错误。有错误而不能反驳，把错误当作正确的，胡乱接受，这哪里是严肃学者的治学态度？圣贤说的话是对的，由于“意沉难见”，意义深刻，难以理解，如果不问，那还是不了解圣贤的意思。由于不能难问，所以，“世之儒生，不能实道是非也。”（《问孔》）无法分清理论上的是非。 王充认为，为了辩明是非，提高认识，在教学中，师生可以而且应该讨论。在读古代经典时，对不明白、不理解、不同意的地方，也可以提出疑问，或者驳难。他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问难之道，非必对圣人及生时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问孔》）有根据，有道理，为什么不能提出来跟孔子商榷一番呢？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大圣人孔子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偶像，连皇帝这样中央集权的最高统治者也都崇拜得五体投地。王充居然敢“伐孔子之说”，提出17个问题，来难问孔子。实在了不起!王充哪来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哪来的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 王充的勇气来于求实的精神。他讲疾虚妄而求实诚。为了求实，他认为自己的感觉是基础。即使是圣贤，也“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实知》）。由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极为复杂，有虚像，也有假像，所以，只凭耳目，容易出错。王充认为，要辨别是非，“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如果不用心思考，那么，“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或者“以实事为非”（《薄葬》）。多思考，多难问，多讨论，才能获得正确认识。 王充著述宗旨是“疾虚妄”而“归实诚”。虚即虚假，不合客观事实。实就是客观实际。疾虚求实，就是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精神。妄指不合道理，诚指确有道理。“疾虚妄”而“归实诚”，用现代话说，就是摆事实讲道理，也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说来容易，但在迷信圣贤、迷信老师、迷信古籍的时代，要坚持实事求是就相当困难。王充把“实诚”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置于最高地位，并用来评判圣贤经传。因此，我们可以说，王充的勇气来于效验意识和唯实精神。用“实”去检验一切理论。“实”的权威性取代了一切理论的权威性。这就是古代唯物论哲学家王充敢于“问孔”的勇气所在。反对崇拜偶像，反对迷信成说，提倡真实的知识，认为真实的知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是任何时代开明思想家的共识。近2000年前的封建时代思想家王充，1500年后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思想家培根，以及近现代的无产阶级思想家，都有这种共识。这种开明思想有利于培养有创造能力的新人才。 （三）培养的目标——鸿儒 王充对汉代的知识分子进行详细分类。首先是儒生和文吏的区别。儒生是学习儒家经典，掌握儒家政治理论（儒道），能够参与大事的决策工作。而文吏仅仅学到一些文化，能够做一些文字工作，处理日常具体的政务。二者各有长短。王充比较重视儒生的作用，认为“文吏瓦石，儒生珠玉”（《程材》）。 对于儒生，王充认为是复杂的成分。有的自卑自贱，有的随风转舵。有的坚守高志，决不随波逐流。王充欣赏这种“高志妙操之人”（《程材》）。从学问和能力来分，儒生又可以分许多等级。能够解说一本经书的，就是一般的儒生；能够解说两本以上经书，又博通古今的儒生，就是通人；不仅通古达今，熟悉经传，而且能够研究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的人，是文人；能够深入思考古今各种问题，作出系统概括，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写成高水平的专著，那就是鸿儒。王充认为：“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超奇》）鸿儒是“超而又超”的最高级、最理想的知识分子，是“世之金玉”（《超奇》）。这种鸿儒，就是现在所谓的思想家、哲学家、理论家。任何时代，鸿儒都是“希有”的。在王充看来，孔子、董仲舒、周长生都属于鸿儒。鸿儒的特点就是能够“立义创意”，“眇恩自出于胸中”，就是在理论上有所创见。 王充认为鸿儒是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他所谓教育能够培养出道德高尚、“知能十倍”的人，这就是鸿儒。他主张学生能够“距师”、“难问”，独立思考，既不迷信古书，也不盲从老师，也是为了培养鸿儒。这是他的教育培养的最高目标。汉代经学教育已经僵化，只能培养出一批“章句之生”（《别通》），一辈子只满足于“说一经”，“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不知是非”（《别通》）。王充为了反对这种僵化的教育状况，才提出培养有独立见解的鸿儒。这种主张正是继承了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周桂钿）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