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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孝经》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在十三经中，《孝经》可算是一部文字最短而又聚讼最多，内容浅显而又影响较大的儒家经典了。2000年来，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庶民百姓，于《孝经》备加尊崇，广为习诵，《孝经》对中国的古代教育影响巨大。从内容上来看，《孝经》文字晓白，通俗易懂，没有什么诘屈聱牙之处，但是，围绕着这部文字不足2000的著作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却打了上千年的笔墨官司，几乎成了一桩学术公案。 关于《孝经》的作者问题，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1．孔子说。此说始见于汉代学者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实本于刘歆《七略》）中："《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其后郑玄的《六艺论》，东汉的纬书《孝经纬钩命诀》等都持此说，《援神契》则更为肯定地说："孔子制作《孝经》，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其实，这种说法的错误显而易见，不待辩而明。第一，《孝经》中称曾参为曾子，若孔子作《孝经》，不可能称自己的学生曾参为曾子。第二，《孝经》明显吸收了《左传》《孟子》《荀子》中的思想。第三，《孝经》论孝，与《论语》有所不同，甚至还有矛盾的地方。所以，到了中古以后，主张此说的逐渐少了，此说已被基本否定了。 2．曾子说。此说最早可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此说于司马迁当世似无多大影响，至两晋时期方逐渐被人重视。如陶潜在《五孝传》中说："至德要道，莫不于孝，是以曾参受而书之。游、夏之徒，常谘禀焉。"此说也有令人怀疑的地方。第一，曾参不可能自称为"曾子"。第二，《礼记》和《大戴礼记》中的曾参论孝诸事与《孝经》多有抵牿矛盾之处。如《孝经》主张"父有争子"，认为子盲目遵从父之不义之令未可妄而谓之孝，而《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上》则说："父母之行，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已。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争辩。争辩者，乱之所由兴也。"第三，《孝经》中存有《荀子》《孟子》的痕迹，孟荀皆在曾参之后，曾参是不可能看到孟荀著作的。 3．曾子门人说。此说始见于宋人胡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二引其说云："《孝经》非曾子所自为也，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同书同卷又引晁公武说云："今首章云'仲尼居'则非孔子所著矣，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朱熹于《孝经刊误》中也说："《孝经》，夫子、曾子问答之言，而曾子门人记之"。这种说法比较容易说通，"曾子门人"可以说是一传弟子，也可以说是再传弟子，这样，时间也便可以延至战国后期。但是，胡寅、朱熹等人所倡此说并无多少真凭实据，只是依据想象而得的推断之词。 另外，还有"子思说"、"孔子门人说"、"孟子门人说"、"齐鲁问儒者说"和"汉儒说"等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驴列。 据今人杨伯峻考证，《孝经》的成书年代大致在《吕氏春秋》之前，而又在《孟子》《荀子》二书流行之后。 杨伯峻认为："孟轲约死于公元前285年，荀况约生于公元前313年，死于秦始皇即位前后不久，吕不韦集门客著书前，《吕氏春秋》著书开始于公元前240年，成于公元前239年，仅历二年而成，可见门客之多，抄撮之速，《孝经》自亦在取材之中。《孝经》之作，当在公元前三世纪期间"。 胡平生则依据《儒家者言》、《公羊昭公十九年传》、《札记·祭义》、《札记·檀弓》、《吕氏春秋·孝行览》等材料，画出了一张学术师承"对照表"。 胡平生认为，上表"假如能够成立，乐正子春的弟子所处的时代当与孟子相合。根据乐正子春与《孝经》的关系，其师承与《孝经》所记孔子、曾子言论的吻合，其时代与《孝经》所反映的时代特征的吻合，我们推断《孝经》是战国晚期乐正子春的弟子(或者是再传弟子)记录、阐述师说的著作"。 这种说法大体上是可信的。 （二）《孝经》的基本结构和主要思想内容 今文本《孝经》共有1999个宇。当然，也有说是1773个字或1791个字的。《孝经》共分十八章，它们分别是： 《开宗明义章第一》，盲"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认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天子章第二》，言"天子之孝"。《诸侯章第三》，言"诸侯之孝"。《卿大夫章第四》，言"卿大夫之孝"。《士章第五》，言"士之孝"。《庶人章第六》，言"庶人之孝"。《三才章第七》，言孝与天地人三才之关系，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以孝治国，则"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孝治章第八》，言"明王以孝治天下。"《圣治章第九》，言孝道无上，虽"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纪孝行章第十》，言孝子事亲的五种基本要求和败坏孝道的三种表现。《五刑章第十一》，言"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广要道章第十二》，言礼乐为广孝之"要道"。《广至德章第十三》，言"君子之教以孝"、"悌"、"臣"。《广扬名章第十四》，言"孝"可移于"忠君"、"顺长"、"治官"。《谏诤章第十五》，言天子、诸侯、大夫应有"争臣"，"士有争友"，"父有争子"，不争不孝。《感应章第十六》，言"孝"之"无所不通"。《事君章第十七》，言事君之道。《丧亲章第十八》，言孝子丧亲之道。 近代曾有人为《孝经》编制了一个"系统图"，比较简明地反映了《孝经》中的思想结构。 今附表如下。 《孝经》在《开宗明义章第一》中就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将"孝"作为道德的根本和教育教化所赖以产生的根据。《孝经》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所谓"本"，即是指的"德之本"，即是指的"孝"。"孝"为人之天性，行乎于内，父子之道也，行乎于外，君臣之义也。这种由内及外，由个体向群体的"孝"道转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孝之于母，爱也；孝之于父，敬也。敬为先王垂治天下的一贯要道："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说；敬其兄，则弟说；敬其君，则臣说；敬一人，则千万人说。所敬者寡，而说者众，此之谓要道也。"孝道周流天下，自然"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所以，《孝经》说："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为了进一步论证孝道之神圣性、合理性和至高无上性，《孝经》又从天人关系上寻找理论根据，"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这样，孝道就不仅有了人道的现实合理性，而且有了天道的神圣性和合理性。 《孝经》认为，孝是人类社会中的共同范畴，但是，对于不同社会等级的人来说，孝的要求又是有所差别。为此，《孝经》专门辟出五章分别论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 1．天子之孝。《孝经》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 2．诸侯之孝。《孝经》说："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 3．卿大夫之孝。《孝经》说："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 4．士之孝。《孝经》说："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 5．庶人之孝。《孝经》说："用天之道，分地之刑，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通观《孝经》全书，可以看出，《孝经》并不是儒家学派对于"孝"的全面、系统或集大成的著作，不但其著作结构比较松散，而且论理也并不谨严，前后的文字风格也不尽相同。此书虽名曰《孝经》，但对"孝"的内涵又不见深入的理论阐发，对"孝"的论述多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更多的则是将"孝"这一伦理范畴同政治紧密联系，甚至有时还将"孝"同政治等同起来，表现出了伦理政治一体化的倾向。也正是由于《孝经》的这一倾向，使之具有了维护社会，化民成俗的政治功能，而非单纯的伦理道德功能。所以，《孝经》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这样，在封建帝王的尊崇和提倡下，《孝经》在中国教育史上就具有了其他典籍所未能取得的特殊地位。它既是最重要的经典文献，同时又是最普及的社会通俗读物和蒙学教材；既被看作人伦百行的纲纪，又被当作科举进身的阶梯，其影响较为深远。 （三）《孝经》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影响 汉代"以孝治天下"，因此，《孝经》被捧得很高。《白虎通义》将它与《春秋》等而视之，郑玄则把《孝经》作为"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 认为《孝经》起到总会六经的作用。汉朝统治者规定天下广诵《孝经》，甚至有几个皇帝亲自授过《孝经》。为了表示对"孝"道的重视，自惠帝后，汉代所有皇帝的谥号前都加一个"孝"字。在教育领域里，文帝时始设《孝经》博士。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诏以《孝经》等未明，令举贤良文学高第。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郡县置学校，乡聚设庠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平帝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 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东汉光武年间(公元25一57年)，诏令虎贲士皆习《孝经》。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诏令期门、羽林之士悉通《孝经》。从教育制度上来看，"汉制以《孝经》试士"， "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 从教育实际上看，《孝经》成为初等教育的重要内容，"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三国魏晋之时，烽烟四起，战事频仍，但《孝经》依然为统治者所提倡。晋武帝泰始七年(公元271年)、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皇太子曾两次亲讲《孝经》。东晋元帝特重《孝经》，并作《孝经传》。穆帝曾三次亲讲《孝经》，行释奠礼，并集群臣研究《孝经》经义。南齐武帝永明元年(公元483年)。诏令于国学之中置郑注《孝经》。梁武帝也亲撰《孝经义疏》，并让年仅三岁的昭明太子学习《孝经》。北朝诸代也特别重视《孝经》，并将《孝经》立于学官。 隋唐时期，《孝经》也得颁行天下。唐太宗认为，"行此（指《孝经》）足以事父兄，为臣子。" 唐玄宗曾两次亲注《孝经》，并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诏天下家藏《孝经》，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申劝课焉"。 据《新唐书·百官志三》载，国子学设"五经博士各二人，正五品上。……论语、孝经、尔雅，不立学官，附中经而已"，《孝经》、《论语》和《老子》也一并被列为旁经。但这决不表示《孝经》地位的下降，而是《孝经》和《论语》被视作必修课程和公共课程的缘故。在科举考试中，《孝经》和《论语》并为各科所共同必试。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年)甚至规定，《道德经》、《孝经》并为上经，贡举皆须兼通。之后，《道德经》曾屡停屡废，面《孝经》则一直为科举所必考。 在宋代，随着疑经之风的盛行，许多学者开始对《孝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产生了疑问。但《孝经》却依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宋太宗曾以御书《孝经》赐李至，认为"千文无足取，若有资于教化者，莫《孝经》若也。" 宋真宗曾诏令邢昺撰《孝经义疏》，还亲撰《孝经》诗三章，命群臣赋和，并将《孝经》作为十三经之一。颁行学官。立为法定教材。作为一朝宰相的司马光也极推重《孝经》，称"其文虽不多，而立身治国之道，尽在其中"。 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颁御书《孝经》于天下州学。 金元入主中原后，因俗而治，实行汉化，故也于《孝经》颇多推崇。金海陵王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以唐玄宗御注《孝经》授于学校。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公元1183年)，以女真文《孝经》分赐护卫亲军。金章宗明吕元年(公元1190年)，下诏以《孝经》作为科举考试内容。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诏令国子学以《孝经》为基础教育内容。元武宗时，以《孝经》译成蒙古文，诏令"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 在明清两代，《孝经》一直就是社学和蒙学的基本教材，但《孝经》却日渐衰微，逐渐成了强驽之末。明太祖曾推崇过《孝经》，清顺治帝又御注过《孝经》，康熙年间刊刻了"满汉合壁"《孝经》，雍正年间又刊行了《钦定繙译孝经》，并有御编《孝经集注》，但是，明清两代的官学和科举考试主要是以《四书》、《五经》为内容，清代汉学考据学者如姚际恒等人经过详细考证，否定了《孝经》为孔子或孔子弟子所作，毫不客气地将《孝经》归入伪书之列。当然，清代咸丰时曾诏令各省学政，科举考试都要加试《孝经》，但那已是昙花一现了。（顾 春）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