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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的学术与浙东学派的关联也密切。他推重浙东学派学者，明了浙东学派统系，赞赏浙东学派学术，特别对他们在史学上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他在给万斯同所写的传记中，称万氏“博通诸史，……于前史体例，贯穿精熟，指陈得失，皆中肯綮，刘知几、郑樵诸人不能及也”。(34)全传照录万氏治史主张，并着重记述了万氏对官修史书的批评以及对清政府网罗文人修《明史》所表示的不满，这不仅表达了对万氏的敬仰，也显示了他们之间在思想上的共鸣。浙东学派后起之秀邵晋涵病《宋史》繁芜，决心重修《宋史》，与钱大昕讨论编撰原则，其中儒学、文艺、隐逸三传目录为钱大昕所拟。据钱大昕讲：“余姚邵二云，精于史学，尝有志改修《宋史》，予谓当自南渡始，二云欣然拟作《南宋事略》，以续王偁《东都事略》，篇目悉依王氏之例，请予酌定儒学、文艺、隐逸三传目录寄之。”(35)二人在对史学的看法上意见一致。邵晋涵死后，钱大昕评论当时学术界，“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言史学则推君（邵晋涵）。”(36)此外，钱大昕与浙东学派在史书注重义例、秉笔直书、经世致用等方面，看法也颇为一致。 钱大昕与当时学术界著名人物戴震的学术交往更为密切。戴震是在钱大昕的引荐下张大其学术的。乾隆十九年，戴震入京，拜访了钱大昕，两人“谈竟日”，钱大昕“叹其学精博”，遂引荐给馆阁名流，“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37)自此，钱戴书信往还，切磋学术，成为学术好友。戴震治学与惠栋不同，他“求是”而不泥古，“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38)钱戴二人在这一点上所见略同。戴震是当时的“思想者”，主张“志存闻道”，反对为考据而考据，在对学术的看法、对现实的看法和对历史的思考方面，钱大昕与戴震有不少共同点，诚如柴德赓所言：“竹汀除了对东原的学问佩服外，对他象《孟子字义疏证》中说的，‘以法杀人犹可救，以理杀人无可活’那种谴责清朝统治者的话，不仅能接受，而且起了共鸣的。他只是隐蔽一些，不象东原那样露骨”。(39)钱氏虽与戴震有不少共同的观点，但他又决不是皖派，因为戴震重经，钱氏重史，钱大昕在史学领域开辟天地，卓然一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钱大昕的思想与学术渊源是多方面的，宋代诸学者、清初顾炎武、浙东学派以及戴震等都对钱大昕有影响。与其说他是吴派，勿宁说他为学另有渊源。钱大昕吸收众长，加以自己的主张见解，独辟蹊径，其为学精神与学术气概，既非惠学，也非戴学所能概括。 对于乾嘉时期的学术，自章太炎以吴、皖分野之后，后人因袭其说，几成定论。其实，这一划分大有可商之处。有的同志已提出质疑，认为这种分法“掩盖了乾嘉间学术演进的历史轨迹”。(40)笔者除同意此看法外，根据对钱大昕学术的具体分析，提出几点补充与修正。 其一，吴派、皖派不足以概括乾嘉时期学术领域纷繁复杂的风貌。这一点前哲已有一些认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乾嘉吴、皖分野这个问题的态度一直是不明确的。一方面他认为“吴、皖中分乾嘉学术”，另一方面认为这种分法并不能概括这一时期的学术风貌，指出除吴、皖两派外，还有扬州一派、浙东一派，并指出这些派别“不过从个人学风上，以地域略事区分，其实各派共同之处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哪一派”。(41)梁启超后面的话是有道理的。拿钱大昕来说，他虽然与惠栋、戴震一样都主张由文字训诂入手来求取经书义理，但钱大昕求是不纯粹求古，异于惠栋；重视史学研究，批评治经风气，又与惠、戴异趣，这些都不是惠、戴所能概括的。类似钱氏这种情况的学者很多，如顾栋高、秦蕙田、邵晋涵、章学诚、汪中、陆锡熊、阮元等，均博学多识，其为学也不在惠、戴范围之内。北方的纪昀、朱筠、周永年等，治学更非吴、皖所能涵概。因此我们说，吴、皖中分乾嘉学术的做法是有违历史实际的，有以偏概全之嫌。 其二，深入一步讲，乾嘉时期学者联系密切，互为师友，研讨学术，有赞同，有辩难。以钱大昕为例，他与当时的很多学者论学，与众多学者一起共同描绘了鼎盛一时的乾嘉学术画卷，其间派别区分并不明显，诚如梁启超所言：“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42)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乾嘉学术时，既要注意到各家之间的联系，研究他们的共性，又要对各家学术进行实事实是的具体分析，这样才能把握住乾嘉学术的真实面目，不致被笼统的学派等表面现象所迷惑。 其三，乾嘉学术，丰富多彩。我们在摆脱了学派的限制之后，一定要注意分析这一时期学术世家、师弟子传授、地域学术的特点。我们认为这比研究所谓并不存在的学派更重要。中国古代学术中，家学与师弟子传授都是有传统的。惠栋家中三世传经，名重一时；王念孙父子绳绳相继，学有独成。惠栋弟子江声、余萧客；戴震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父子，也都真正学有师承。而这一时期地域学术也很值得我们注意。如嘉定就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钱大昭等以考史论史著名的史学大家，卓而不群，富有特点。这样的研究比以地域划分学派更接近历史真实。因此，我们说，在探讨乾嘉学术时，一定要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把具体分析各家学术与群体分析学术世家、师弟子传授、地域学术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将乾嘉学术研究引向深入。 （来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新乡)1995年05期，编辑：程得中） 注释： ①(18)江藩《汉学师承记》记之三《钱大昕》。 ②《汉学师承记》记之二《惠松崖》。 ③《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时代》，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 ④《章太炎全集》（三）《检论·清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⑤如萧一山《清代通史》，戴逸《简明清史》等著作或论文，均将钱大昕归为吴派，并认为其为吴派中学识最博、成绩最大之人物。 ⑥(16)(37)《竹汀居士年谱》。 ⑦(12)(13)(14)(17)(25)(31)(33)(34)(36)(38)分别见《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古文尚书考序》，卷二十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卷二十四《虞东学诗序》，卷九《答问》，卷二十四《汉书正误序》，卷二十五《严久能娱亲雅言序》，卷十七《文箴》，卷三十六《与邱草心书》，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卷四十三《邵君墓志铭》，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 ⑧《松崖文钞》卷一《九经古义首述》。 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经部春秋类。 ⑩《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焦里堂先生书》。 (11)洪榜《戴东原行状》引王鸣盛语，见《戴震文集》附录，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 (15)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 (19)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 (20)何元锡编《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三《策问》。 (21)《复初斋集》廿一《怀钱辛楣》。 (22)《雕菰楼集》卷六《读书三十二赞》。 (23)《无邪堂答问》卷一。 (24)(39)《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6月版，第262、278页。 (26)《历史教育与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101页。 (27)《郑堂读书记》卷五十五，子部杂家类。 (28)吴元钊：《十驾斋养新录与日知录学术倾向的异同》，《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 (29)《十驾斋养新录》阮元序。 (30)《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8月版。 (32)《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文字不苟作》。 (35)《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中。 (40)陈祖武：《乾嘉学术吴皖分野说商榷》，《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7期。 (4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