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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时人目为“一代儒宗”的乾嘉学者钱大昕①，长期以来，一直被学术界看作吴派健将。钱大昕属吴派，究其所自，以江藩《汉学师承记》为滥觞。江藩在讲到惠栋学术的传授时说：“王光禄鸣盛，钱少詹大昕，……以师礼事之”。②皮锡瑞也说：“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皆尝执经于惠栋。”③照江、皮所说，钱大昕就是惠栋弟子了。其后，章太炎始分乾嘉学术为吴、皖两派，更把钱氏归为吴派，他论清儒有云：“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皖南始江永、戴震，……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稍益发舒。”④自江、皮、章三人之说出，前哲、时贤之述钱大昕学术，更直接以吴派目之，俨若定论。⑤通过研究，我们说，把钱氏归为吴派是不妥当的，这不但影响了我们对钱大昕学术思想及其成就的正确揭示，实际上也掩盖了乾嘉时期学术领域繁荣而复杂的学术风貌。基于此，我们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教于方家通儒。 一 古代学人治学，特别是宋明以来，师弟子传授表现明显，而且绝大多数都有明确的师承。钱大昕与惠栋却从未提起过师承关系。钱大昕青年时就读紫阳书院，因古学常策试第一，被誉为“天下才”。吴中宿儒李果、赵虹、惠栋、沈彤等均将他“引为忘年交”⑥。因为惠栋的学识与名声，钱大昕经常到苏州的泮环巷与惠栋讨论《周易》。⑦惠栋长钱大昕31岁，当时已成学界共仰之人物，作为学术界后进的钱大昕和他的讨论学术，交换看法，这是清楚的，但钱大昕从未说过自己与惠栋有师生关系，其好友王鸣盛、王昶等人也从未说过。钱氏为惠栋作传，但述其学术大要及学术旨趣，没有涉及与他的关系。可以说，钱氏与惠栋讨论过学术问题，但不能以师生目之，更不能以此就把钱氏划为吴派。乾嘉时期，学者间相互论学成为风气，除惠栋外，钱氏与戴震、邵晋涵等人在学术上的交往更频繁，难道我们据此就把他划为皖派与浙东学派吗？ 再者，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自成体系的学术派别都有自己的思想宗旨、治学方法、研究重点和学术风格。在这些方面，钱大昕与惠栋及其门人异趣很大、自有蹊径。惠氏专精《易》学，三世传经，惠栋成就最大，并由治《易》进而治《诗》、《书》、《春秋》，考稽所至，遍及九经。惠栋治学，凡汉皆好，凡古必真，认为“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⑧他这种崇汉儒注疏、泥古严重的治学特点，时贤及后人早有定评，《四库提要》评惠栋，“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⑨王引之也说惠栋“株守汉学而不求是，爽然自失”。⑩王鸣盛更明确指出：“惠君（栋）治经求其古，戴君（戴震）求其是”。(11)惠栋唯汉是尊，唯古是信的治学宗旨，是钱大昕所不同意的。钱大昕虽然也认为汉儒去古未远，诂训可靠程度高，但指出对古人学说，既不可轻易诋毁，也决不能过分株守，他指出：“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矣”。并非“陋今荣古，异趣以相高”。(12)认为“是古非今”与“袭新遗故”都是不正确的，他称赞顾古湫撰《虞东学诗》能“斟酌古今，不专主一家言”。(13)并明确提出：“后儒之说胜于古，不必强从古可也，一儒之说而先后异，从其是焉者可也”。(14)钱大昕所谓的“以古为师”是“师其是”，并且“不必强从古”，所体现的治学精神是“实事求是”，不存门户之见，这就与惠栋“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治学宗旨大异其趣、大相径庭了。 还有，钱大昕治学的重点在史学，这和惠栋以及整个乾嘉时期治经成风的学术倾向也不同。钱大昕治学广博，“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15)但他的治学中心在史学。他18岁时授徒坞城顾氏，读顾氏家藏《资治通鉴》及不全二十一史，“始有尚论千古之志”。(16)22岁就读紫阳书院，深受院长王峻器重，“先生诲以读书当自经史始，……所以期望策励之者甚厚。予之从事史学，由先生进之也”。(17)钱氏在此明确表示，他从事史学研究，与王峻的奖拔分不开。其后，钱氏倾一生之心血，写出不刊之书《廿二史考异》，沾溉史林。他曾中肯地评价过惠栋、戴震诸人在学术上的成就。但对他们倡言经学、轻视史学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提出尖锐批评：“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认为他们不是“通儒”。(18)在当时治经蔚为大国，群儒以肄经为宗，“经尊史卑”的风气之下，钱氏不为风会所趋，倡言史学，高树史帜，在理论上提出自己的经史关系论，为史学争地位。他认为经与史同出一辙，“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19)并从目录学的角度历史地分析了经与史的分合，认为这是学科的分合，并不存在经尊史卑的说法，指出考核精审、义蕴深厚的史书完全可与六经一样流传于世。他晚年主讲紫阳书院时，依然强调学者读书当经史并重。(20)钱大昕的经史关系论，矛头直指当时学术偏向，可谓有为而发。故而时人对他的评价也大多在史学，翁方纲称他“钱子良史才，岂惟甬东万”，(21)把钱氏比作万斯同。焦循认为：“詹事之学，博大精微。于何力极，迁、固、修、祁。”(22)把钱氏比作司马迁、班固、欧阳修、宋祁。朱一新的评价更为明了：“乾嘉诸儒以东原、竹汀为巨擘，一精于经，一精于史。”(23)这些都说明钱氏对后人影响最大的是史学，诚如柴德赓所言：“提纲挈领来说，竹汀的学问主要是史学，其余各种专门知识，兼收并蓄，都是为史学服务的。”(24)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钱大昕与惠栋没有任何师承关系，在治学宗旨上大异其趣，研究重点更是不同，把钱氏目为吴派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仅仅因为钱大昕是江苏（今已属上海）人就把他归为吴派，这就更值得商榷了。我们决不否认由于地理条件、人文渊薮，历史上曾形成过不少地域学术，但地域学术与学派是两码事。作为一个学派，其成员必须有大致相同的思想宗旨、治学方法、研究重点和学术风格，有基本可以追寻的统系，这在钱氏与吴派之间是很难找到的。 二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从钱氏的学术渊源与学术关联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钱氏不但治学独辟蹊径，而且学术自有渊源。 钱大昕的史学可说是远绍宋代诸学者，近宗清初顾炎武。宋代洪迈、王应麟诸人的治学方法影响到钱大昕。在宋代诸多学者中，钱氏作洪迈年谱与王应麟年谱，足见其对洪、王二人的推重。洪、王都是博洽多闻的人物，所著《容斋随笔》与《困学纪闻》，经史子集无所不涉，而其中尤以历史内容最为丰富，较有特色。两书不仅对历史上的名物制度详加订正，而且借此阐发自己的思想，把考证与议论结合起来，钱氏称他们“穿穴经史，实事求是”，“能卓然成一家言”。(25)受他们考证议论相结合的治学风格影响很大，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言：“清人所谓汉学，实际上是从宋人的历史文献学发展而来的。宋人固然是以义理出名，但是他们在历史学上是有成就的，在历史文献学上也是有成就的。清人的汉学，在一些领域都是宋人所创造的。”(26)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中将考证与议论相结合，又在《廿二史考异》中将考史与论史相结合，正体现了这种学术上的继承与联系，其考订之严谨，议论之平实，知识之丰富，手段与方法之多样，又远远超越了宋人。 钱大昕受顾炎武学术思想的影响更深。顾炎武在清初提倡实学，钱大昕服膺顾氏。据钱庆曾《竹汀居士年谱续编》所载，钱大昕年青时即有述作意，“读书有得，辄为札记，仿顾氏《日知录》条例”撰成《十驾斋养新录》。周中孚也说《十驾斋养新录》“大旨似顾亭林《日知录》”(27)这就是说，《养新录》是仿《日知录》而作，是继《日知录》而起的著作。据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叙》，钱大昕曾校读过《日知录》，而且是黄氏集释采用的最好的四家校本之一。钱氏考辨《日知录》，或正其误，或注释训解，或申其说，许多都反映在《养新录》中，可以说“《养新录》不仅仿《日知录》条例，而且在留心注目之处和治学旨趣方面，都有一定联系。”(28)钱大昕谨严的学风与经世的思想直接顾氏。顾炎武治学，特别强调“采铜于山”，广收博采原始资料，熔铸成自己的观点，反对抄袭别人成说，《日知录》中每一条结论，都是经过反复推敲、思考写成的。钱大昕作《养新录》，“皆精确中正之论，即琐言剩义，非贯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邓林之大不可能有也。”(29)作《廿二史考异》，“间与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在治学精神上，钱大昕确实继承与发扬了顾氏的通儒风格和实学精神。顾炎武治学注重经世致用，钱大昕也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冬烘先生。顾氏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30)钱大昕也多次倡言：“文以贯道，言以匡时，雕虫绣帨，虽多奚为？”(31)钱大昕赞成顾炎武为文须有益天下的观点，引录《日知录》卷十九中的一段话来表达自己的看法：“顾宁人曰：文须有益于天下后世，若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抄袭之说，谀佞之文，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32)还说：“儒者立言，当为万世生民虑。”(33)顾、钱都认为，圣人之道体现在日用人伦、修已治人之中，这类文字在两人的文集及著作中甚多。另外，钱大昕在《文集》、《养新录》、《考异》等著述中，表达了自己对民瘼的关心，讨论治国务实，抨击吏治和士习腐败等等，这些都与顾氏一脉相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