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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对经部之成立以及保留经子之别的解释是这样的——诸子中的某些著作，在后世因其特殊重要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庞大的注疏著作群而突显出来，从而足以占据图书分类法中的第一级分类。必须分辨的是，经部成立最直接的因素并不在儒家经典本身的重要性，而在于因其特殊的重要性而形成了异常庞大的注疏著作群，从而在图书总量中占有了显著地位。现存经部书不下两万种，其中原典至多十五六种（十三经加《学》《庸》和《大戴礼记》），分量微乎其微，其余都是注疏或者接近于注疏的著作。如果没有这些注疏的存在，经部独立成为图书目录中的第一级分类是很难的。可以对照的是子部儒家类较重要的《荀子》等前期著作以及《太极图说》等后期著作也享有注疏，但因数量有限，在目录学上没有必要独立成为一个部类。《孟子》在汉唐亦然，到了宋代，有关注疏显著增加，且常常与经部之《论语》（朱熹以前已然）以及《大学》《中庸》（朱熹以后始然）构成注疏系列，这是其在目录学上由子升经最关键的因素，至于熙宁变法将之列入科考范围，并未直接影响其在目录学上的地位。[⑥] 可见（儒家）经学的典型特征并不在五经本身，而在于与阅读五经的思维活动基本同构的注疏之学。[⑦]子部书虽偶有注疏但不占主流，假如把别集类著作也看成广义上的诸子著作[⑧]，那么子学著作中注疏不占主流就更为明显。凡是存在注疏的子部或集部著作，都享有一定程度的经典性。假如这种经典性提高，其注疏的数量大幅度增加，那么它就很可能由子升经。所以注疏不是子书的本质特征和典型特征，却是其经典性最易把握的外化标志，是相关原典在目录学上由子书升为经书的主要筹码。[⑨] 当然尽管（儒家）经学的典型特征是注疏之学，唯有诸子精神的支持方可不断地创作或发现原典，方具经学成立之前提。 （二） 现在跳出儒家的视野。某一学派（或教派，以下举一以兼二）的经典基本上只在该学派内部才得到承认；在另一学派的视野之下，倘非全然不知或因采用另一套语言文字而全然不识，或虽知虽识但一文不值乃至需要焚之而后快，那么对于该书有限度的敬意也仅仅来自对于该学派有限度的敬意。倘非儒学居统治思想，极有可能五经（及其注疏）依旧呆在子部，而经部则由佛经、道经或者其他学派的经典（或许包括其注疏）占据着。因此《大藏经》和《道藏》都不采用官方的以儒家经学著作居首的图书分类法，而各自将佛教、道教自己的经典列于首位。 佛道二藏的编目习惯有一定的特殊性，需加讨论。一、佛道二藏基本上不是注疏各随其经，而是将各经之本文集中居前，注疏集中于后。像《大藏经》基本的目录体系是经、律、论三藏，注疏原则上可归论藏而一般归入与论藏关系密切的杂藏，而《道藏》三洞部也是本文类（各经原典）与玉诀类（注疏）分列的。形成这种习惯，以佛经为例，次要原因在于佛经形成和翻译的时代较晚，相对好懂，研读佛经往往不需要固化为文字，特别是无需固化为逐字逐句的注疏；主要原因则是佛经异常庞大，种数上千[⑩]，卷帙浩繁[11]，相关注疏及子学论述均相形见绌。而道经除《老》《庄》外也有年代晚、数量大的特点。此足证著作数量在目录分类上的决定性意义。 二、《大藏经》在目录体系上将原典划为一极（经、律），而将非原典著作——从注疏到子学论著——不作区分，都划为一极（论）[12]。但目录体系上不作分别不等于佛教徒不能在非原典中区别出与原典较近的注疏和关系较远的著作。如明释智旭《阅藏知津》将大乘论藏析为“释经论”、“宗经论”两类，前者为与经书原典关系比较密切的注疏，后者则与原典关系略远，相当于群经总义和单经总义；关系更远的西土撰述和语录、传记等各种中土撰述则入于三藏外的“杂藏”。更早的还有天台宗解经分“文句”和“玄义”二体，大致相当于注疏和单经总义。[13]要言之，倘以经律论三藏看，则佛藏的原典与一切非原典分处两极；倘以经律论杂四藏看，则经律论仍相当于四部分类法中的经部，而杂藏大体相当于子部。《道藏》则更无争议，三洞相当于经部，关系较远的著作分别入三太，与三洞三太对应关系均不明的则入于正一部。 可见与儒家化的四部分类法相比，佛道二藏尽管细节上有差异，但同样能够把与其教派之经典关系特别密切的著作、关系比较密切的著作以及对应关系不明确的著作区分开来，这才是本文最需要的事实。不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诸子著作，历史著作、文学著作也都可以有自己的经学和子学之分；但无论经部换何种原典，而经、子之分别依旧可以成立甚至是顺理成章，本文的理论模型就此展开。 二、著作间的经注关系、诸子关系及过渡类型 （一） 我们不妨以“经注关系”与“诸子关系”来概括不同著作之间在内容相关度上的两类基本关系。后者是一般类型，即基本不相关，两相平等；前者则联系密切，大体同构。[14]在这两类关系的观照下，同一学派内的经学与子学之别，从著作体式的角度可以粗略地归结为“注疏[15]体”与“诸子体”之别。注疏体著作对经典章解句释、侧重分析，而诸子体著作于经典则经常只具有综合性的把握，只具有与经典一脉相承的精神，而未必有明显的文句联系，更没有对经典之篇章内容的完整呈现，因此可以认为与经典缺乏直接的、可靠的相关性。当然，最典型的诸子关系并不是在同一学派内部，而存在于不同学派之间，因为其认可的经典和教义是不同的。 经注关系与诸子关系是不同著作之间在内容相关度上的两种基本类型。很显然，现实的著作之间的内容相关度在不相关（诸子关系）与同构（经注关系）的两极之间，存在着各种过渡类型。 一方面，诸子关系并非绝对不相关。尤其是同一学派内的诸子体著作与经典之间往往联系很深，只是主要目的并非解经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如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张载《正蒙》、邵雍《皇极经世书》、王阳明《传习录》等等，都与经典关系深厚。最典型的是朱熹高足陈淳的《字义》其版本或题《性理字义》（近子）或题《四书字义》（近经），而明释德清则径谓“《庄子》一书乃《老子》之注疏”[16]。又如在汉代，诸子常常同与经书联系密切的“传记”相纠缠。例如赵岐称汉文帝时《孟子》一度厕身“传记”之列，尽管钱穆等分析当时并无“传记博士”之名，凡诸子皆可立博士，[17]然而退一步说，汉人所谓“传”、“记”像《韩诗外传》、《尚书大传》等性质多与注疏体之《毛传》不同，反而与诸子很相近；反之，汉人引《论》《孟》等也常称“传曰”或“记曰”。诸子著作之于经典，或者与经典的某部分文字发生关系（也即存在文句上的引用），或者广涉多部经典，或者只具经典的精神而不着形迹，还有的则跨越了本学派的畛域；至于不同学派的著作间的联系，仅在于相同或相近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语言发展状况、文化背景知识和意识，也包括不同学派间理论的正面交锋、一定层面上的借用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暗合，以及有意无意的回避、抹杀和遗忘。 另一方面，经部书除了原典和注疏外，也存在着各种与经书原典或多或少地存在诸子关系的著作类型，不妨叫作“诸子体解经著作”。与注疏体解经著作章解句释、侧重分析不同，诸子体解经著作则专说大义、侧重综合，甚至不限于一经。先举几个实例：《彖》、《象》属注疏体，《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属诸子体；《毛诗故训传》属注疏体，《韩诗外传》、《尚书大传》和纬书属诸子体；王弼《周易注》、《老子注》属注疏体，《周易略例》、《老子指略例》属诸子体；等等。 “诸子体解经著作”在中国传统目录学中是有体现的。最典型的是“五经总义”或者叫“群经总义”，也包括“三礼总义”、“春秋总义”、“四书总义”等。类似地，每一经也可以有其“单经总义”。如《中国丛书综录》于各单经之类下惯分有形形色色的小类——正文之属、传说之属、图说之属、分篇之属、专著之属、文字音义之属、序录之属、摘句之属等等，其中正文之属即原典，传说之属大体上相当于注疏，余多属“单经总义”。其中专著之属为单经总义之典型，数量最多；分篇之属微观地看是注疏，但不解全经与综合性的“总义”是相反相成的（综括大义必然要省略乃至遗忘掉许多细节），二者都或多或少远离了原典自身的结构。与分篇和摘句类似的有《中国丛书综录》未设类目的类编，例如康有为《孟子微》先将《孟子》全书各章分为十八类。此外有的注疏与分篇、摘句存在更大的相似性，只论列有心得的章节，体近札记，如清黄宗羲《孟子师说》等；还有的注疏不解字句，只解章节大意，唯达不到典型“总义”的高度。三种情况一般仍归诸传说，算在注疏的名下。 “诸子体解经著作”是解经著作中与经典存在一定的诸子关系者，因此其中诸子关系较强的就偶尔会与子部发生瓜葛。如《白虎通义》多归经部，但也有归子部的。[18]再如清马骕《左传事纬》与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体裁和取材都接近，《四库全书》却分归经部和史部（史部大体可归入泛化的子部，详下）。又如三礼总义下考名物者如焦循《群经宫室图》可脱离任何经书而独立，有资格入《汉志》方技略（后并入子部）。较之群经和单经总义，与经书关系更为游离的是经部小学类也即语言文字学著作[19]，因为它将诸子体解经著作的综合性发挥到了极致，实可广泛应用于各个时代各种文献的解读。有了这样一种观照，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虽然打着注疏的幌子却不可入经部四书类，因为它是与陈淳《字义》及戴书前身《孟子私淑录》、《绪言》相似的诸子著作，至少也要归经部群经总义类。戴书并非专解《孟子》，讨论的经典涵盖了居宋学核心的四书和《易传》；其所疏证的是字而非《孟子》的某章某节，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孟子》等原典本文的限制，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适应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