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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畅然 摘 要：不同著作间的内容相关度有两种基本的关系类型——经注关系与诸子关系。诸子关系是一般类型，即基本不相关，两相平等；经注关系则联系密切，大体同构。在此观照下不难发现，诠释经典的著作并非只有典型的“注疏”体，还存在与原典具有一定程度“诸子”关系的解经著作体式。这样，从原典到其注疏，到比较相关的著作，再到几乎不相关的著作，就构成一个渐变的著作形态序列。由此序列可以从一种动态统一的视角看待不同著作间的内容关系。文章最后利用经子模型阐述了作者对哲学诠释学的总体把握，并探讨了注疏体著作、诸子体著作与学术因创的辩证关系，展现了区分经注关系与诸子关系的实践意义以及二者整合统一的可能性暨现实性。 关键词：经学诠释学 目录学 内容相关度 四书五经 述而不作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研究专书学史，相关专著自当论列，较难处理的是散见于其他著作中的材料涉及面到底控制到多大。为把握不同著作间的内容相关度，笔者尝试利用中国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提出“经注关系”与“诸子关系”的理论模型。尽管是以中国传统目录学的话语呈现的，但正如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适用于东亚，也适用于任何无文字社会，本文原则上也适用于非汉字文明。 一、引子：从“五经四书”的经子架构谈起 （一） 儒家的经典体系主要有“十三经”和“五经四书”两种称呼。“十三经”之称虽然规避了宋元新兴的“四书”架构，却是不折不扣的俗称。因为除了从“五经”派生出来的“九经”勉强可以成立外[②]，《论语》、《孝经》、《孟子》和《尔雅》均无称“经”之资格[③]。而“五经四书”之称虽然是元明清科举体制的产物，却是比较合理的。所谓“四书”是“四子书”的省称，依朱熹说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语录或著作。《子思》、《曾子》、《孟子》在《汉书·艺文志》属诸子略，《论语》虽附于六艺略，实与诸子无别。因此“四子书”之称反映了经部四书类之原典的真正性质与实际来源。[④] “五经四书”所体现的是一个经学与子学的架构。传统目录学例将某一学科、学派的经典（及其注疏）与普通的诸子著作置于同一类别之下，却唯独将儒家文献中的五经、后来的四书及相关注疏提取出来列为经部（或六艺略），其他儒学著作则依旧厕身子部（或诸子略）而与诸子百家平列；如果说这种特殊优待证明了儒家对话语权的掌控，那么掌控了话语权的儒家何以不进一步把其他儒学著作也统统升入图书分类之首呢？（倘并入之后不宜仍称“经部”，不妨改称“儒部”）在儒学占居主流的文化背景下，经学与子学的区别何在？保留二者区分的意义究竟何在？ 不难发现，儒学视野下的经子之别首先在于儒学著作与儒家经典的相关性。经部所收除了五经之原典以外，就是与之相关度极高的注疏和相关度比较高的群经总义类著作；与五经没有直接关联的儒学著作只能置于子部，包括其自身的注疏。至于儒经之原典与诸子之原典的区别，起初主要在于著作时代的早晚。五经皆三代先王之政典，是记载了夏商周的政治制度、事件及君王言行、风土人情的官方档案，诸子之书则是春秋战国以降学者或学派私人言行之记录与观念之阐发。[⑤] 不过这种原典时代早晚的区分随着年代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模糊。对汉代而言，三代为古，春秋战国属可以轻贱的近世；对于明清而言，连唐宋都有可以尊崇的著作。从诸子学性质突出的《礼记》之久居经部且在唐宋作为五经中礼的代表，诸子学性质突出的《论语》、《孝经》、《尔雅》之久附经部，诸子性质无可怀疑的《孟子》之自宋代起由子升经可以看出，经、子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至少著作时代的早晚不具有决定性的区别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