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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同场考试还有一个例子，嘉定名士王光禄成名前，每年参加岁、科试时，则与父亲一起参加考试，结果父亲屡列榜尾，而光禄总是名列前茅。一次，父亲对光禄说，这次我们把各自的考卷互换，试试考官的眼力如何。结果，光禄仍为前列。后来光禄已成高官，他的父亲还是个老秀才的身份，拄着拐杖前来应考。考官是王光禄的同年，劝他说：“老年伯正当颐养天年，不必来吃这份苦了。”他正色道：你错了，大丈夫奋志科名，应当自己取得，如果借着儿孙之福，自暴自弃，我深以为耻。 在科举时代，王光禄的父亲这番话确也道出了大批读书人的心声，读书的成与不成，能否通过科举，是当时人们心中的一个坐标。不能通过科举正途，即使一生为官，也总觉得是个遗憾。晚清时，上海有个叫潘襄的秀才，13岁就入学当了秀才，17岁就得到国家给予生员的生活费用。青年时，以贡生的身份入京，两次任教职，一次署县令。60岁以后，罢官归乡，家道贫困。70岁后，忽然改名应童子试。直到83岁，仍然手抄口诵，锐气不衰。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听说读书要靠慧根，我这辈子是不行了，要为下辈子打下基础，或许来生可以早些考上。话虽如此，一生读书的人，虽然以贡生的身份做了官，但没能考中举人、进士，总归觉得是个遗憾。晚清名臣曾国藩，28岁时以第三甲四十二名的成绩，“赐同进士出身”。从身份上讲，他与“进士出身”只多了一个“同”字，其他方面并无差别，但他直到晚年，对此仍然耿耿于怀，总觉得自己科举时的名次不够好，引为一生的憾事。 有些老秀才，读了一辈子，考了一辈子，也练就纯熟的书本知识。湖北有个老秀才，70岁了还来参加院试，考官想试试他的本事，随口出题道“大学之道，天命之谓性”，老秀才应声回答：“道本乎天，家修而廷献也。”学政大人也不得不佩服他对经书的熟悉程度。清人龚炜在《巢林笔谈》卷5中说到这些考了一辈子的老诸生时，禁不住有许多感叹：老秀才们终年读四书讲义，毕竟多读几年，所以文章往往细腻、有条理，但读了一辈子书，写了一生的时文，终究考不取功名，“不知费多少精神岁月，聚成一堆不值斤两故纸，亦是可叹”！嘉庆间，有个叫李贻德的举人，在京中参加会试，十年不归，屡试不第，年过五旬。这一年，他的一个同年中举的朋友死于京师，他赋诗曰：“故鬼未还新鬼续，怜人犹自恋长安。”可谓是道尽了科场辛酸。不久他也客死京城，闻者悲之。 在科场弊端丛生的时代，由于清廷对老年秀才往往给予优待，也不免有人钻这项政策的空子。晚清名臣张之洞曾论及此种现象，童试中有很多人年龄不过五六十岁，却报称八九十岁的。谎报年龄，不过是希图得到国家恩赏，坐得举人、进士之名，以此威吓百姓，为害乡里。这当然还是自己谎报年龄的，还有一种情况，是考官们为了滥施恩赏，往往为名落孙山的人谎报年龄，以图得到特恩，赐以举人头衔。 科举成为一些读书人一生惟一寄托时，就不免会出现一些“范进”式的考生。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乾隆时，宁波有一名叫金法的考生，多次考试不成，得了疯病，被锁禁起来已多年了。乾隆三十年乡试时，忽然病好了，于是进场参加考试，竟然考中了举人。赴宴时，猛然想起考卷中有一个问题没答，深恐被发现会取消自己参加会试的资格，于是疯病突发，再次被家人禁锁起来，几年后不治而亡。科举时代，这类事件本身就多，而清代科举如儿戏，百弊丛生，这类范进式的考生的故事，屡见不鲜，也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 科举制度的弊端当然还不止于此。相传，有一位外国人来华，在京师书肆中买到一份当年状元的考试文章，看了之后，大为叹服，中国人的哲学、文学真是了不起，于是在京城住下来。次年，又买到一份状元的文章，发现与前一年所购的文章差不多，不免诧异。到了第三年，再买一份来看，与前两份还是没多大区别。其实这就是科举制度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八股作文，大多没有多少新意。《清稗类钞》载：光绪帝有一次阅朝考卷子，发现大多数考卷“意皆从同”，不禁感叹说：“以这种方式录用人才，也难怪学非所用。”在这处情况下，考中了的未必一定有才，没考中也不一定就真的学问不够。所以，皓首穷经的老秀才中也有不少有才学的人，也有一些死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也只有在科举时代才会出现百岁考生那样的事情。 摘自：《细说清人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者：潘洪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