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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微校史”：西北楼里的大师们 翠微校史虽然只是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之一隅，但这些老学者们的勤奋和执着、学养和品德，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然依稀于眼前 文/赵珩 所谓“翠微校史”，不知是谁冠以这样诗意的名称。而其所指，就是1963年从全国院校抽调专家学者，住到北京翠微路2号院中华书局西北楼，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 我的父亲赵守俨(注：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从始至终参与并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工作，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1963年，我只有14岁，虽然从小受到家庭熏陶，对文史有兴趣，但对点校二十四史是怎样的工作和过程，是完全不清楚的。只是由于我家住在翠微路的机关宿舍，与那些参加点校的学者们朝夕相见，所以尚能从侧面回忆些当时的情景。 西北楼 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是中国学术史和出版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二十四史的点校历时近20年。 严格说，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50 年代末到“文革”前夕，而第二阶段是从1971年5月到1977年11月《宋史》出版，全部点校工作完成。 在第一阶段中，前四史的点校是整个工作的前奏。《史记》在顾颉刚先生点校的基础上由宋云彬先生再次加工整理完成；《汉书》是由傅东华先生在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的基础上加工完成，《后汉书》的点校主要是宋云彬先生完成；《三国志》的点校是由陈乃乾先生完成。1959年《史记》正式出版，其他三史也在“文革”前陆续出版。 至于其他各史的点校基本是从1962年开始的，而集中各地的学者到中华书局参加全面点校工作则是从1963年开始。 翠微路2号院最里面有两座L型的宿舍楼，叫作西北楼和西南楼。当时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同在这个大院里办公，西南楼是商务的宿舍，西北楼是中华的宿舍。每座楼都是三层，各有三个楼门，每层有三个单元房，两个三居室，一个两居室。房间的面积都较大，冬天的暖气虽然烧得不好，但是都有。 我家住在西北楼二门二层一套三居室的单元中。西北楼一门和二门基本住满，只有三门里没有几家人，绝大部分单元都是空着的，够住二十几人。 从1963年初开始，西北楼就陆续住进参加整理二十四史的各地专家教授。家在北京的教授为了工作方便，不受干扰，也有住在这里的，但是不多。 从1963年到1966年的上半年，人员的流动很大，你来我走，有的住的时间长，有的住的时间短，最多时十六七人，最少时只有七八位。房间的配置是每位一间，里面有单人床一张，书桌一张，书架一个，衣柜一个，十分简单，类似招待所的性质。 很多教授在回忆这段生活时都很怀念，主要是那里比较幽静，工作条件较好，生活也算方便，更兼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条件相对好转。 当时没有煤气，中华书局职工和家属都要自己生炉子做饭，外调来的专家学者则不用做饭，一律在南面的大食堂吃小灶，到吃饭的时间，走几步就到食堂，坐在饭桌前就行了。那时我家虽自己做饭，但也常到大食堂去买些主食，经常看到他们围坐在大圆饭桌前吃饭。鸡鸭鱼肉每顿都有，还经常能吃到外面买不到的大黄鱼、海参、对虾什么的，伙食相当不错。早点也有牛奶、豆浆、稀饭之类。这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很高的规格了。 负责他们生活起居的专职工友高培义，是个个子不高、 很憨厚的年轻人。因为单元里没有炉火，所以每天要及时给他们送开水。这位高师傅每天两三次给他们送水，一手提着四五个铁皮暖壶，穿梭于西北楼和大食堂之间。 每逢春节，多数住在这里的教授学者都要回去过年，整个西北楼三号门里会是空荡荡的。 教授们 我的父亲生于1926年，1958年从商务印书馆调到中华书局时只有32岁，是金灿然先生发现他的才华和能力，让他负责古代史编辑组的工作，他也是中华书局最年轻的中层干部。后来他主持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时，也不过三十六七岁。但是，许多整理工作的规划都由他起草，加上他的家世背景和实际水平、工作能力，得到了那些老先生们的肯定和尊重。因此，他与各地来的专家教授相处得十分融洽。 这些专家学者中，我印象最深的多是在这里住得较长的。如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先生、张维华先生、卢振华先生，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先生、陈仲安先生，中山大学的刘节先生，吉林大学的罗继祖先生。家在北京的则是北大的邓广铭先生、中央民族学院的傅乐焕先生，还有就住在这个大院里的宋云彬先生等。不过宋云彬先生并不住在西北楼，而是住在大院一区的一栋日式别墅中。当时《明史》的点校工作是郑天挺先生带着南开的教授在天津做的， 不过郑天挺先生有时也住在这里。北大的王永兴先生后来是内子的导师，他也经常回忆起在西北楼的日子。 那段时间父亲的工作很紧张，经常要伏案到深夜，几乎没有星期天。我记得每到周日的上午都有老先生们来我家，主要是就点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校勘体例等与父亲商量。来得最多的是王仲荦、唐长孺和宋云彬三位先生。王、唐两位先生来此都是谈点校工作问题的，而宋先生来此谈完工作以后，聊的闲话也最多，甚至和我也要交谈几句。 宋先生儒雅倜傥，爱好很多。我记得他曾请我们全家进城(那时管到市区去叫“进城”)去看戏。宋先生也好书画。那时房子不讲究装修，父亲的书房墙上有处地方掉了墙皮，就想用字画遮挡一下。选来选去，一般条幅都不够宽，遮挡不住，于是就挑了一幅董其昌的行书中堂遮挡，中堂上题五言绝句：“春风二月时，道旁柳堪把。上枝拂官阁，下枝通车马。”那幅中堂虽然是先曾叔祖赵尔萃傲徕山房的旧物，却是清人所仿的赝品，所以随便挂挂也无所谓。那日宋先生来，颇注意，来回端详，还说写得如何好。宋先生虽然比父亲大将近30岁，但总是将父亲当成朋友。按道理，我应该叫他“宋爷爷”，但因他和父亲同事，一直以“宋伯伯”相称。前年，宋云彬先生的文孙宋京其等家人将他所藏书画拍卖，以其所得建立了“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此举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一致好评。今年春节，京其来寒舍，我们还谈起许多翠微路的旧事。 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先生曾受业于章太炎，是章太炎先生晚年的弟子。王先生不但是治魏晋南北朝史的著名史学家，也是执教山东大学40年的教育家，门人学子遍布海内外，影响卓著。不过我见到的王先生却是非常谦和慈爱，没有任何学术权威的架子。他方方的脸，比较胖，总是笑嘻嘻的，说话细声细气。他在西北楼住的时间较长，也常来我家，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1966年11月，彼时二十四史点校第一阶段因“文革”而停止，王先生也早就回到济南。当时我借着“串联”之名去江南游山玩水，第一站先到了泰山，在泰山上盘桓了三日后，下山到了济南，就直奔他在山东大学的家。他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家中也很平静。他的夫人郑宜秀先生比较年轻，很能干，事业心也很强。王先生夫妇对我这个不速之客非常欢迎，体贴周到至极。我对他家最深的印象就是家庭和睦，即使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也能感受到其乐融融的气氛。他们让两个孩子第二天陪我去游大明湖，临走还特地叮咛我们不要在外面乱吃东西，必须回家吃饭。我在那里虽然只住了两夜，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唐长孺先生也是专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执教于武汉大学。我虽不是学习历史的，但是青年时代读过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续编，唐先生的名字很早以前就知道。唐先生也是两度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与我父亲的关系很好，后来还有很多交集，直到晚年还与父亲有很多书信往来。 那时同唐先生一起住在西北楼的还有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助手陈仲安先生，陈先生实际上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唐先生的个子比较高，陈先生矮一些，两位都是高度的近视眼，眼镜片都像瓶子底一样厚，看得出来是一圈一圈的。陈先生除了要协助唐先生工作，还要照顾唐先生的生活起居，足尽“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唐先生说话走路喜欢仰起面孔，这也是平时的习惯，并非是傲气。陈先生随侍左右，寸步不离。 最有意思的是这师生两人在晚饭后的散步。那时翠微路2号的院子很大，从西北楼出来围着大院转一圈要十几分钟，他们走得慢，走走停停，大约要半个多小时。“亦步亦趋”这个成语在他们师生二人身上得到最真切的体现。两人遛弯时，陈先生总是在唐先生身后一步之遥，不论快慢，这个距离是不会错的，绝对不会与唐先生并肩而行。但两人的步伐却是完全一致，唐先生迈左脚，陈先生不会迈右脚，他完全按照唐先生的步伐行进，有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步子错了，就会马上调整过来。我当年最喜欢看这师生二人晚饭后遛弯，前面是唐先生倒背着手信步走，后面是陈先生在一步之遥外紧跟着，特别有趣。 我记得唐先生第一次下了火车来中华书局报到，那时陈仲安先生还没来，好像是过了中午食堂的饭点，父亲就带着唐先生到我家吃饭，我母亲在匆忙之间很快弄出几个荤素兼有的饭菜。后来唐先生向很多人夸过我母亲如何庄静贤淑，如何能干。 张维华教授是住在西北楼的教授里年龄偏大的，也是山大的教授。我对他的印象不太深了，只记得他是山东寿光人，一口的山东话。 我对卢振华教授的印象却很深。他在点校二十四史中主要是负责《南史》和《梁书》的标点。卢先生的头比较大，而且谢顶，个子也较高。 他有个儿子叫卢今珏，比我小两岁，长得并不像他，常从济南来北京看他，寒暑假会在西北楼住一个假期，与大院里的孩子混得都很熟。卢先生非常溺爱这个儿子，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位卢公子在生活上又比较讲究，喜欢追逐时髦。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可攀比的，自行车是最可以炫耀的东西，他一直磨着卢先生给他买一辆二六型号的新自行车。当时买车的钱倒不是问题，关键是要票。于是卢先生为了儿子到处奔走，逢人就打听哪里能弄到自行车票，再有就是咨询到底是买二六的还是买二八的，是买“飞鸽”的还是买“永久”的。卢先生很少来我家，但有次特地为儿子买车的事登门造访。他一口湖北话，将二六自行车的“二六”永远读作“而流”，从此我们也管二六自行车叫“而流”，这在我家成了个“典故”。大概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这位卢公子如愿以偿，天天骑着锃光瓦亮的新车在大院里转悠。 中山大学的刘节先生资格很老，曾受业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院。他在翠微路2号院西北楼住的时间不太长。“文革”中刘先生替老师陈寅恪挨斗的事在学界广为流传，他无论在治学还是为人上都有“士”的风骨。在当时住在西北楼的教授中，他的年龄属于比较大的，个子也较矮，但是走路很快，一点没有老气横秋的样子。从食堂吃完饭后，他常常第一个快步走回宿舍。 刘节先生对于中国史学史有精深的论述，也是一位秉承中国传统儒学理念的学者。他敢说敢为，在那时的政治气候中也能发表不同的学术见解，很令人佩服。住在西北楼的时候， 他不太与人交流，也很少看到他出来散步。 对吉林大学调来的罗继祖先生我也有很深的印象，原因是，他是永丰乡人罗振玉的文孙。 我从小看过不少罗振玉的照片，对罗振玉的形象比较熟悉，但是我从眼前这位罗继祖先生身上怎么也找不到罗振玉的影子。罗继祖先生身材矮小，瓜子脸，额头比较宽，戴着一副眼镜，又有些黑瘦。看他晚年的照片，倒是显得胖了。他从小在祖父身边长大，从来没有进过任何学校，接受的完全是庭训教育，但无论是经学、小学、史学还是博物金石之学，根底都极为深厚，这与我父亲所受教育的方式有相似之处。罗先生虽然比我父亲大十余岁，但应属同辈人，两人的祖父都是清末的人物。不过，在那个年代，他们除了工作中的交集，都缄口不言旧事。罗先生主要是参加《宋史》的点校工作，其实，他对于辽金史的研究更为擅长。 南开的郑天挺先生主要在天津主持《明史》的点校工作，但是也偶尔住在西北楼。我估计他主要是来参加点校工作的碰头会。郑先生和谢国桢先生都是明史专家，我父亲与这两位都有较多的来往。 陈垣先生也参加了点校工作，因为他年事已高，从来不来中华书局，都是父亲往来于北师大与中华书局之间，有什么问题就向他请教或汇报。 邓广铭先生在北大有家，但是也在西北楼住过一段时间。这些学者的著作我读过最多的，就要数邓先生的了。我从小崇拜岳飞，但凡关于岳飞的小说(如《说岳全传》)、戏曲、评书、绘画等无不关注。邓先生的《岳飞传》我少年时代误以为是小说而读过，虽然后来发现是关于《宋史》和岳飞的考证性学术著作，也还是硬着头皮读了下来。以后又读过他的《辛弃疾传》和《辛稼轩年谱》。 邓先生在这批人里算得是身材略高而比较胖的，肚子也比较大，尤其是他的眼袋很突出。这让我总是想起 《岳飞传》里一幅木刻版岳飞像插页，那是迄今最为经典的岳飞木刻版画，上面的岳飞也有较大的眼袋。我总觉得邓先生和岳飞长得很像(其实是个错觉，一点也不像)，而他的名字又总是和岳飞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在背后给他起外号，叫他“岳武穆”。有时在院里碰到邓先生，回家就说遇到 “岳武穆”了，因此多次受到父亲的斥责。 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的傅乐焕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早年曾在傅斯年的举荐下在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他虽然家在民族学院，但也住过西北楼，与父亲交谊很好。他主要是负责点校《金史》的工作。 1966年5月，“文革”虽然还没有全面爆发，但是大专院校已经是疾风暴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傅先生被诬陷为“特务”“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和“反革命分子”，被揪斗多次，遭受殴打和人身侮辱。不久，他就在陶然亭投湖自杀。 大概傅先生是“文革”中最早自杀的学者，他的死给了父亲极大的刺激。我还记得，消息传来，父亲既不敢声张，又很紧张，也异常难过，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傅先生的卒日，也是“翠微校史”第一阶段的终结。从1966年四五月间起，西北楼里的教授们陆续走光。 三号门的灯光 1966 年以前，前四史均已经完成出版，其余各史尚在加工阶段。 整个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中，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是由上海方面进行的。《明史》基本是在郑天挺先生的主持下在天津南开做的标点工作。所以住在西北楼中的教授们主要是对《晋书》、南北朝“二史八书”以及《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进行标点校勘工作。那个时段《清史稿》还没有纳入这项工程。 1971 年春天，二十四史整理工作重新上马。 我父亲从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恢复工作，这也是二十四史整理工作“梅开二度”的早春天气。嗣后，不少文史界耆硕相继走出牛棚，走进中华书局，开始了新的点校工作。唐长孺、启功、王锺翰、张政烺、阴法鲁和周振甫等先生都是那时恢复或参加了此项工作的前辈学人。 虽然两度参与这项工作的学者在全国达到百余人，不过川流往来住在西北楼的学者教授最多时也不过二十余人。 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同，有的睡得很晚，有的起得很早，有的习惯夜间工作。因此，西北楼三号门里经常彻夜有灯光亮着。窗前书桌上台灯昏黄的灯光透过窗帘，总给人一种安谧而又跃动的感觉。 “翠微校史”虽然只是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之一隅，但却是令人难忘的记忆。这些老学者们的勤奋和执着，学养和品德，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对如今已进入老年的我来说，仍然依稀于眼前。 (经授权摘编自赵珩所著《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中华书局出版) (《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43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