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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可以补充说明，(1)奏销案由土国宝的土政策变成“国策”，有个转折过程。(2)转折过程是复杂的。顺治亲政初，岂能逆料丁酉(1657)南北科场舞弊、已亥(1659)郑成功北伐，对清廷的江南政策造成的冲击？所谓奏销案表明惩办江南士绅是满清一贯的坚定政策的说法，是臆测。(3)专制君主的心态必定影响“国策”。由顺治帝亲审科场案、闻报明郑围攻江宁后的狂躁表现，与不久他在临死的床上所颁“罪己诏”，忏悔自己亲汉疏满是忘本，可知他甫死，辅政的满洲四大臣，便在江南制造奏销案并波及内地多省，岂非逻辑的必然？满洲专制者的心态史，正是陈陈相因的清史或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顺治十七年(1661)正月，即郑成功、张煌言的联军退出江南以后四个月，曾被江南(辖今苏皖二省长江南北地区)响应明郑的规模所震惊的清帝，任命汉军正黄旗人朱国治为江宁巡抚。这个贡生出身的新省长，到任后一面“以守寓战”，在海边江口密设墩台阻挡郑军水师登陆，一面效法土国宝以追讨欠粮为名，对苏松常镇四府士绅挨户登记造册，向清廷题参，开列的要求黜革的乡绅和生员名单达一万三千余人(据《阅世编》卷六所录康熙初官方诸文献)。次年正月，顺治帝死，监护八岁新君的索尼、鳌拜等满洲四辅，即谕吏户二部“定直隶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分数处分例”(见蒋良骐《东华录》顺治十八年正月和三月)。显然朱巡抚本人也面临“未完分数”将受处分的前景，况且他初疏参革的苏松常镇四府一县(加溧阳，是他亲往监督造册的江宁府属县)的乡绅二千一百余名，内多在朝官员，难保不伺机对他报复。 怎么办？据前揭《阅世编》，朱国治显然为了自保，“造册之后，乡绅一千九百二十四名，生员一万五千四十八名，即以完过银四万九千一百五两题报在案续完，冀有回天之意。”哪知新例已立，成为各省必须照办的治法，“其如皇上冲龄，政由四辅，但期治之必行，不原情之委曲，一挂弹章，便即降革” 既然开弓没有回头箭，那末朱巡抚除了做出与满洲新主保持一致的姿态，岂有别的选择？于是他采取坚决措施，将他指名题参的四府一县在籍绅士三千七百人，予以拘捕，准备押解赴京，送刑部从重议处。但不知通过怎样的内幕交易，这年五月，康熙元年(1662)五月，清廷忽降特旨将已捕人士释放。那一年里在江南造成的恐怖景象，以及被捕名士的入狱情形，前揭孟森《奏销案》已有详考。 这期间，被朱国治列入黑名单的在职官员也多半没有幸免。当时江南民间盛传“探花不值一文钱”。孟森已考证此人就是昆山人叶方霭。他于顺治十六年进士及第，名列第三，俗称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但次年被朱国治查出欠税粮值银一厘，合当时制钱一文，也被降调七级。同样情形的，还有《阅世编》所记太常寺官员张讱庵也欠税一厘被贬职，《郞潜纪闻二笔》所记翰林秦松龄因欠粮值银三分被革职。诸如此类例证极多，有人赞美这表明清初惩办欠税士绅的政策是坚定的。很好，但满洲八旗强夺民田民居并掠民为奴，怎么解释？ 再说朱国治。民初修胜朝史的遗老将他列入《忠义传》，因为他任云南巡抚，拒不与吴三桂合作反清，被杀。但《清史稿》作者没有交代他任苏抚到滇抚那十年的行状。由孟森引用的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及其未引用的《阅世编》，人们始知此人除了江南奏销案，还是哭庙案的刽子手。他自知两案打击江南成千上万知识分子，难免兔死狗烹。适逢他爸或他妈死了，照例丁忧。但他是满洲旗奴，有服丧二十七天便可复官的特权，岂知他丧毕便闻清廷已另简江宁巡抚，他知将成两案的替罪羊，慌急中不待新抚到任，唯恐吴民找他算账，于是走为上计。清廷闻报大怒，先降五级，再革职为民。不过他到底善于钻营，在康熙帝亲政后，大约以被鳌拜罢官为饰辞吧，复出为滇抚，不料种下死因。“忠义”云乎哉！ 然而朱国治与鳌拜这对满洲上三旗主奴都死了，却没有身名俱灭。他们作为满清一代敌视并蹂躏知识精英的首出“功狗”，已遗臭三百六十年，往后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