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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立名是通过“春秋笔法”来“属辞比事”,其褒贬爱憎的情感通过严谨的措辞表现了出来。以至于“《春秋》出,乱臣贼子惧。”可见当时的诸侯卿大夫已经意识到身后名声在后世及史书的影响了。《论语》曰:“君子去仁,恶乎其名?”说的是如果君子倘若丢开了仁德,又如何配得上君子之名呢?《周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可见儒家对于成名标准的衡量在于道义上的仁和善,这是符合儒家的立名标准的。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记载了一段关于孔子对于文章传远述志功能的论述,其中隐隐包含着文章立名思想的萌生,“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自己的志向和理想要通过言辞表达出来,“不言,谁知其志”,说明了文章立志的重要性,这为后来左丘明关于立名传世观念的提出做好了铺垫。 许凌云指出:“经世致用是《春秋》的外在目的,而就孔子本人来说,他则想以《春秋》显明弘道,他说文王之后,斯文都在他那里,可诸侯害之,大夫雍之,于是叹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他对孔子著史目的的剖析中已经深刻的认识到孔子通过弘道立名于后世的思想的动机。 而《左传》以史实阐发《春秋经》,带有传经解事的特点,其著史的基本思想和《春秋》一脉相承。许凌云指出:“《左传》对春秋的治史精神推崇倍至。他阐明《春秋》书法,直接发表评论,强化《春秋》的经世目的,尤其注重《春秋》惩恶扬善的史学功能。从惩恶劝善的角度出发,《左传》非常注重正名,认为“名之不可不慎”,应该使好人名垂青史,坏人留下恶名,通过这一手法,起到:“善人劝焉,淫人惧焉”的教化作用,从而劝戒后人。正名的标准是礼,因为“礼失则昏,名失则愆”。”由此可见,《左传》在对历史的评价中,也是以“礼”为正名尊卑的标准,以“仁”为道德的评价标准。 在著史的手法上,《左传》继承了孔子的“春秋笔法”,褒贬人事,以求起到像《春秋》那样经世致用的目的,由于“左氏失明,厥有《国语》”和“昔左丘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左丘明在《左传》中把个人的不幸苦难隐藏于心,发愤著史,这使他突破了“春秋笔法”下评价历史的标准,开辟新的评价标准,把自己对史事的评价多用“仲尼曰”和“子曰”的口气来述评,这其中隐隐包含着一种个人著史立名的观念。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当范宣子问穆叔什么是“死而不朽”的时候,穆叔对答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也。”这段陈述道出了以言立名的价值,最后的归宿还是落在了立名的观念上,名声不朽,名垂千古。后世的不朽,不再要求一定要立功,立德和立言也一样可以不朽,这是左丘明史学思想中的的闪光点。个人际遇的不幸使左丘明心志得到磨砺,悟出了立名青史的价值。社会局势的混乱,使他更坚定了立名以使乱臣贼子惧的的惩恶扬善的作用。其三不朽的提出声扬后世,影响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为此奋斗终身。 笔者认为,在先秦这样一个政局动荡社会思潮多元化的时代,儒家史学中的立名观带有强烈的功利教化色彩和对现实的理性的思考。立名的目的在于惩恶扬善和鉴戒,在于弘道和教化,归于一句话,在于经世致用。其评价以“礼”为标准,以“仁”为评价。能力行实践儒家道德的人物得以立名青史,美德得到彰显,人格魅力千古传颂。反之,则为后世所唾弃。 [参考文献] [1]《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2]《史记·太史公自序》。 [3]《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安书》。 [4]《晋书·祖纳传》。 [5]《史通·史官建置》。 [6]许凌云主编:《儒学与中国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7]章学诚:《校仇通义·原道第一》。 [8]《庄子·天下篇》。 [9]《左传·成公十四年》。 [10]吴怀琪:《中国史学思想史》。 [11]祝瑞开:《孔子的史学思想——兼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等观点》。 [12]《左传·昭公十二年》。 [13]《论语·学而篇》。 [14]《史记·孔子世家》。 [15]《孟子·滕文公上》。 [16]《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作者：邵 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