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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一开始并不只是一部用以占卜的书，也绝不只是“观类取象”，象征和描摹现代人讲的“自然规律”的书。从根本上说来，它是一部“参天时”之书，通过卦象和解释来领会阴阳、天人相交相背之时的种种形势和处身之道。由此而可看出“德”或“美德（比如“健行之诚”、“潜隐之韧”、“避咎之惕”、“履正之中”、等等）乃是时机化形势本身所要求的，而天地万象之变化也竟可以视为媾生原发时间和生命意义之“易”。所以《系辞》说《易》是“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系》上6章）它要表达的是超出西方分类原则的一种原发混成的智慧。因此，由它可以变化出或关联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历法、兵法、医术、建筑、艺术，还是治国和修身之道。 历法早已配合于易象。比如“十二辟卦方位图”，其“来源甚古”；[16] 它是将易卦中十二个有序的“阴阳消息”卦按“东西南北”等方位排列，十二“地支”与之配合。由此而见一天十二时辰和一年十二月份中的易理－－阴阳如何消长；同时可见时间与（地理）空间方位的关系。类似的、做得更精巧复杂的“图”还有许多，比如揉进了“节气”的“卦气七十二候图”和“卦气六日七分图”等。由此，《易》与历法结合；而中国的历法自古便与人的活动时机紧密相连。 这种“阴阳消息”的大思路再配上“五行说”，就构成了后世许多学说的基本构架，比如《黄帝内经》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阴阳五行说。《易》通过上述的“方位图”就可与“五行”相关起来。四时（春夏秋冬）对应于木火金水，季夏（《黄帝内经》叫“长夏”或“中夏”）对应中央土。于是，五行也有了时间性。而且，这时间性的关系是“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对应四时的相生；其次，这时间是循环往复的，如四时（四季）的往复一样。当然，五行本身还有“相克”的关系（所谓“比相生，间相克”）。《黄帝内经》是中国影响最大、时间最古远的医书。它就以这种具有“天之时”特性的阴阳五行说为中枢，发展出了一整套藏象、经络和五运六气的医学思想。《素问·天元纪大论》[17] 云：“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素问·六微旨大论》道：“黄帝问曰：‘呜呼远哉！……天之道可得闻乎？’歧伯稽首再拜对曰：‘明乎哉问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时也。’”按照这个思想，人的五藏（心肝脾肺肾）配五行：肝配木，心配火，脾配土，肺配金，肾配水。所以肝主春；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素问·藏器法时论》） 这样，它们就有了时间性，它们之间也就出现了相生相克的关系。而这与人的养生和治病大有关系。它告诉你什么时候该有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应则顺，否则逆，逆则生变，变则病”。（《素问·六微旨大论》）例如，“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素问·四时调神大论》）考虑到春天“发陈”的特点，诊治病人和用药方式就都要顺应之。何况，五行贯通宇宙间一切事物，比如有“五色”、“五味”、“五志”等等，因而人的行为、心志（心态）和药性无不有五行，也就无不有天然的时间性。而针炙所依据的经络腧穴，与《易》有更直接的关系，是五藏六腑上应天时的方式。“十二经脉者，此五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也”。（《灵枢·经别》）经络有阴阳之分，每条经或络都有五个重要的腧穴，当然也配于五行五时（四时加上长夏），因而针炙取穴时要依不同的时候而刺不同的穴位。此外，按“子午流注”的学说，这十二经脉又配于十二地支或每天的十二时辰，人身的气血被认为每个时辰流注到一经之中，从寅时流注肺经直到丑时流注肝经。再将已有五行属性的五腧穴配以天干（两个天干配一个穴），于是按照干支配合的六十甲子结合方式，可推算出某一经脉中的某一穴位在什么日期的什么时辰打开，由此而引导人们的治病、养生、练功的时间安排、方位取向、药味药量的选择等等。中国人的那种几乎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讲究”和“说头”，就来源于这种发自《易》的天时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