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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周秦之季的学术综合 周自平王东迁，“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持国命”，学术散于四野，遂有诸子之学，其可观者乃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其中儒、道、法、墨、阴阳为世之显学。诸子驰说列国，“各引一端，崇其所善”[1]，皆欲取合诸侯。是故儒墨互绌，儒道相非，儒法互克。然而，诸子“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2]。诸子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与战国中后期逐渐形成的“一”的社会思潮达成了默契。 战国中期以降，“一”的思想成为诸子的共识。孟子最早提出了这个思路。他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的问难时，说“定于一”[3]。这个思路不仅要求思想的“一”，还要求“一”天下。《吕氏春秋·不二篇》曰：“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4]其《执一篇》也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5]在“一”的思潮下，诸子走上了学术综合的道路。这种学术的综合，是以自家学术为体，兼采他家；而且，是在与他家的相非过程中完成这一综合过程的。这一过程，我们可以从《韩非子·显学篇》、《庄子·天下篇》、《荀子》、《易传》及《吕氏春秋》中可以窥见。 韩非子融法术势于一体，集法家之大成，使法家思想达至极致。“道生法”，韩非子“归本于黄老”[6]，以《喻老》、《解老》发扬老子思想，进而吸取了其自然天道观、先王的否定论、仁义无是非论。不仅如此，韩非子于他家亦有采获。《韩非子·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述其学术支流甚祥，然亦讥儒墨为“愚诬之学”、“杂学缪行同异之辞”[7]，因而黜儒墨以倡耕战、行赏罚、明法度。其实，就其思想传统而言，其于儒墨，也是相反相成。韩非子为荀子门生，其思想受荀卿影响自不待言。尤其是荀卿之唯物论，承认分、辩、别、养之“礼”论，认识事物之“参验”思想，以及性恶论和积习说，皆深刻地影响了韩非子的思想。而韩非子思想源于墨子者，一在于名理之承继，二在于其强调非命强力、贵贱无常[8]。诸子相灭相生，此可力证不诬。 《庄子·天下篇》概为庄子后学所作，成书亦在战国之末，距荀韩之时不远。其总结各家思想，亦主张“一”的思路，“天下之治方术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天下篇》点评墨子、宋尹学派、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子、惠施桓團公孙龙诸派，是是非非，深感“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为方”，“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道术将为天下裂”，以致“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而欲发明“内圣外王”之道，须“一”于儒学。所以其言君子，乃“以仁为思，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其述《六经》，“《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9]。意在说明体现在儒家经典《六经》中的理论，是最高最完美的理论。以故，《天下篇》是在道家术语下，全面阐述了儒家的观点[10]。 荀子是先秦最后一个大儒。荀子之意，“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11]。所以，荀子非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子、宋鈃、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子等十二子，认为其虽“饰邪说，交奸言，以枭乱天下，譎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然而亦皆“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12]。是故，荀子对各家也非一概否定，而是加以分析，承认各家也是各有“有见”。“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13]如此，荀子在儒家基础上，吸取道墨名法特别是道法的思想，对儒家进行改造和充实，集先秦思想之大成。所以，傅山说，荀子思想实际“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而且在一些观点上，“又有近于墨家者言”[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