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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我们没有原罪的观念”、“原罪说是西方文化中特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原罪思想”等等，几成人们熟知的常识、共识。 那么，到底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原罪思想”呢？常识、共识就是真理吗？——真理往往从怀疑常识开始。或如黑格尔所说，熟知未必真知。让我们先从西方的原罪说说起。 一、 西方文化中的原罪说 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圣经》，西方的原罪说最早就来源于《圣经》的《创世记》中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的故事：亚当和夏娃经不住蛇的引诱吃了上帝告诫不能吃的禁果——能够分辨善恶的“智慧果”。 “智慧果”好吃，但代价却是巨大的：亚当和夏娃失却了乐园。不仅如此，他们的后人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而不得不继承他们的“原罪”。——在西方文化中，“十字架”是西方人的宿命。虽然后来有上帝之子耶稣的救赎，但，作为背负着沉重肉身的个人，西方人是从未卸掉过自己身上沉重的十字架的。因为，这十字架是生长在他们的血液和灵魂里的。 不言而喻，西方人的所有努力和使命，就是“救赎”。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主旋律就是寻求救赎之道——不管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 那么，西方人的这种“原罪”到底是一种什么罪呢？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很普通的、人人难免会犯的罪——违约罪，或说是，失信罪。况且，此罪的获得是由于“轻信”。记得马克思夫人燕妮说过，在所有过错中，她最能原谅的是“轻信”。 二、中国文化中的原罪思想 与西方不同，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中国文化中有类似西方的原罪思想的。道理很简单，所有关于原罪的说法，都是与宗教信仰有关的。而中国，是一个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的民族。某些中国人的原罪观念，几乎都是来源于佛教的业障观念和迷信性的伤天害理观念以及基督教的原罪观念等。 此外，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具体道德伦理操守，也往往给人一种缺乏原罪观念的印象，这在事实上强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文化中没有原罪思想的看法。人们看到，现实生活中“慎独”的道德境界，只有在个别的圣人和士人中才能够出现。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唯一的“紧箍咒”来自于他们的现实上帝——统治者。在中国大众中，“忏悔”现象是极其罕见的，“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忏悔意识？”的质疑就是证明。 无庸讳言，中国人缺乏原罪意识，并因此而缺乏忏悔意识。更进一步来说，中国人缺乏救赎的冲动和渴望。 ——这一切的一切，大大小小的文化学者，几乎都将之归因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原罪思想。 这是真的吗？ 恰恰相反，笔者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之一《庄子》中，读到了与西方的原罪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中国的原罪思想。请看—— 《庄子·应帝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的原罪思想即原罪说！可是，它却不是被学者们牵强附会地当成了与物理学上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基督教的“创世说”相类似的具有“科学性”的宇宙起源论的“宇宙论”、“本体论”了，就是被自以为高明地而实际上是肤浅地解释为人由愚昧而“开窍”的积极的“文明”过程等等！——庄子“浑沌”寓言中所深藏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罪思想”被遮蔽了。 中国人的原罪，就是从倏和忽合伙“谋杀”（我在课堂上讲解这一思想时，有同学说是“过失杀人”）混沌开始的。尽管倏和忽的主观愿望是善的，但他们是难逃“杀人”之罪的。 从倏和忽“善”的主观愿望来说，中国人的原罪是由于讲“情义”而导致的，它与西方被“蛇”引诱是不同的。所以，中国人从一开始其“开窍”即理性智慧就与非理性的“情感”纠缠在一起。这正是中华文明迟迟不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M·韦伯看得非常清楚，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说的“理性化”，我们中华民族迟迟不能够达到。 与西方原罪中的“违约罪”相比，中国原罪中的“杀人罪”罪加一等。按理来说，违约罪的惩罚是逐出伊甸园，杀人罪的处罚就应该是偿命。——中国人犯的是杀人罪，这罪行太过严重，实在是赔偿不起，不过，此杀人罪又是出于“好意”的，故而，可以从轻发落——判个“无期徒刑”罢了。可哀的是，这西绪弗斯式的无期徒刑对于人来说实在是“生不如死”，可偏偏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很管用——好死不如赖活着。于是，“原罪”就被我们不了了之并渐渐地淡忘、掩盖了，即将它逐出自觉的意识层面，埋进潜意识的深层。——这正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中不见原罪的根本原因。间或有人从潜意识中将此原罪挖掘出来，如历代道家的代表人物和明代李贽的“童心说”等，也终不成气候。——“我没罪，我没罪”。没罪就不需要忏悔，没罪就不会受到惩罚，从而也就不需要拯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