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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帝打开了一扇禁忌之门 哀帝在王莽回京后的第二年突然去世，他的早夭迅速改变了汉帝国的历史走向。饱受压制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在哀帝去世后第一时间移驾未央宫，部署王氏子弟控制了朝廷中枢，并急派使者把王莽召入了未央宫，执掌兵权。 属于王莽的时代来临了。 八年之后，在儒家知识分子们一片赞颂声中，王莽在肃穆的和平“禅让”仪式下，取代汉室，登上帝位，建立了新莽王朝。 自尧、舜、禹三代以来，“禅让”一直都只是个美丽的政治传说，从未有人将其完整地付诸实施过—王莽是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此后，中国历史上诸多的“禅让”游戏，无一不是在重兵环绕、刀枪加颈的前提下完成，唯有王莽，是在获得了帝国绝大多数的舆论支持之后，顺应“民意”和平接受禅让登上帝位的。 这一结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其发生质变的关键点，则毫无疑问是在公元前5年的那个六月。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六月，哀帝生母丁太后去世。哀痛之余，年轻的皇帝也在苦苦思索帝国的前途何在，遍地都是造反的民众，朝廷内外权斗此起彼伏，帝国一派末路景象。也许是过度的悲伤损伤了哀帝的判断力，也许是数年来的努力每每付诸东流让哀帝丧失了信心，也许是沉重的疾病侵蚀了哀帝最初的雄心—总之，当神棍夏贺良冒出来说他能够挽救汉帝国的命运时，哀帝鬼使神差地相信了。 夏贺良告诉哀帝：“汉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已经在所难免。老刘家要想继续做皇帝，就必须再接受一次天命。必须改纪元、换国号，才能逃过此劫。” 很快，帝国的百姓们就都接到了哀帝下发的紧急诏书：“汉朝建国二百余年，气数已尽。但皇天庇佑，又给了我们刘氏一次再受天命的机会。朕无德无能，岂敢抗拒！现在宣布改元更号。建平二年改做太初元年，朕自此以后不再是汉朝皇帝，而是‘陈圣刘太平皇帝’。”（《汉书·哀帝纪》） 年轻的新皇帝显然对这份诏书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事后回顾，这份诏书的影响之恶劣，简直难以想象—这是汉帝国最高首脑首次主动承认自己气数已尽。至于那个什么“陈圣刘太平”，如果完全不知所云倒也罢了，偏偏又引发了这样的流言：“陈国人是舜帝的后代，老王家则是陈国人的后裔。汉朝刘氏是尧帝的后裔，尧传位给舜。这个国号意味着老王家将要取代老刘家，王莽将要代天行道啦！” 到了这年八月，对于汉帝国的未来，民间已经是议论纷纷。夏神棍信誓旦旦的“嘉应”却始终没有出现。自然灾害仍然此起彼伏，哀帝的疾病也不见好转，反而日渐沉重。夏神棍为了推卸责任，又说问题出在朝廷没有更换新的大臣，还向哀帝推荐了几个心腹，建议由他们接任丞相和御史大夫。 哀帝并不是白痴，夏神棍被处决了，大汉朝又回来了。也许，哀帝认为自己病情的加重和篡改社稷这一“不忠不孝”之举有关，在接下来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把全国各地被废弃掉的七百多座刘氏神祠又都重建了起来。在这短短的一年里，他对着上苍和这些神祠，祷告了三万七千多次。 往生的祖宗可以祷告祈求原谅，然而民众的禁忌之口一旦打开，却再也难以封闭。正是从夏贺良事件开始，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开始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讨论“汉家天下气数已尽”。换言之，正是哀帝自己，为日后王莽的和平受禅，打开了最关键的那扇禁忌之门。 当代周公 多少年以来，儒家知识分子们一直都在追求一个完美的至治社会—“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君主应该选贤任能，播扬仁义，泽被万民……简而言之，汉儒们的政治理想，可以用“奉天法古”四字来总结。所谓“奉天”，即董仲舒所倡导的天人感应，皇权受命于天，一旦无道，则上天必会降下灾异以示警告，若顽冥不改，则必遭上天抛弃；所谓“法古”，则是回归上古三代的“礼治”，换言之，回归周公时代。 他们所选择的王莽，恰恰是周公的虔诚信徒。 儒家知识分子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这一次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王莽，这位原教旨的儒家信徒，是如此地接近“周公”。 姑且回顾一下王莽的登基之路— 元始四年（公元4年）八月，王莽修筑了明堂、辟雍和灵台。据说，明堂是上古帝王宣扬政教的所在；辟雍则是上古帝王设立在京师的最高学府；而灵台则是天子直接与天意交流的地方。这些飘渺的建筑，一直以来仅存在于儒家经典著作中，只能作为上古圣哲时代的标志，存在于帝国知识分子们的想象之中。而如今，这些传说中的建筑，都在王莽的手上变成了实物。 王莽随即又为长安城的儒家学者们修筑了舒适的高级公寓，还提供给他们一个大大的用来发表演讲和聚会的大广场；他还在太学里恢复了《乐经》；增加了博士的名额；大搞扩招；广征天下学者前往长安参与礼乐的重新制订…… 接下来是“四夷宾服”的祥瑞接踵而至。在王莽代替汉平帝执政期间，南方的越裳氏献来了白雉，东方的黄支则上贡了犀牛，北方的匈奴也变更了首脑的称呼以示归顺。 对于未见动静的西方，王莽自己动手弥补了这个遗憾。他派人带着黄金，前往西方，将一个羌族的酋长贿赂到了长安。这位拿人手软的酋长告诉汉帝国的百姓们，他们感激于安汉公的英明神武，甘愿献出现在所居住的肥沃的土地。 “四夷宾服”之后，王莽在羌族故地设立新郡，然后按照《周礼》中的记载，将汉帝国重新划分为十二州，以此来显示西周大一统时代的盛世格局。 与此同时，儒家知识分子们日趋一日越来越强烈地拥戴王莽称帝，他们开始批评朝廷迟迟不赏赐王莽，批评朝廷的赏赐太微薄，甚至批评王莽太过谦让。 —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未央宫里一度堆满了群众的抗议信，史载，“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缘由是王莽推辞掉了朝廷奖赏给自己的田地，引发了群众的极度不满，人们纷纷抗议，要求王莽接受这个封赏。堆积如山的抗议信，将年幼的汉平帝吓坏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48万余人里面，不光有支持王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还包括了一大批的诸侯、王公、列侯和刘氏宗室。 当王莽再度拒绝接受封赏之后，民众的情绪高涨到了巅峰。这一次，他们要求朝廷直接将王莽推上“当代周公”的宝座—以富平侯张纯为首的公卿大臣、士大夫、博士、议郎等高级知识分子，共计902人，浩浩荡荡前往皇宫请愿，要求对“功过伊、周”的王莽速速执行“九锡之赏”（缘自周公时代的传说），也就是赐予王莽介于皇帝与诸侯王之间的崇高地位。 王莽此时已经是安汉公，是“宰衡”，从权力的角度上来说，已不必再给自己添加任何光环。但王莽没有拒绝“九锡之赏”，他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它。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儒家知识分子们眼里，《周礼》其实是一部周公当年打造出西周盛世之后，所撰写的经典指导教材。接受《周礼》中的终极荣誉“九锡之赏”，对确立王莽的“当代周公”地位来说，意义非凡。 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王莽在一场盛大绚烂的仪式中，庄重地接受了传说中的“九锡之赏”。没有人知道这场礼仪是不是合乎规矩，因为600年前的规矩早已失传；也没有任何人去质疑这一点，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王莽是实至名归。 到了这一年秋天，王莽之前派出去巡视天下风俗的八方使者们也都陆续返回了京城。他们带回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言天下风俗齐同”，百姓们在王莽的英明领导下，风俗回归淳朴，生活美满幸福，“当代周公”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他们还记录下了全国百姓们称颂王莽功德的许多歌谣，总计达三万余字。 雄心勃勃的王莽，终于在这一年明确提出了他政治理想的终级目的：“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汉书·王莽传》）对阻碍自己达成这一理想的人，王莽说，要让他们尝尝“象刑”（非肉刑的象征性刑法，如在犯人衣服上画上乌龟，或在帽子上写上“淫贼”两个字）的味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