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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景椿介绍，古时的贡院墙高达5米，在墙头上插满棘枝，这样做既可防止考生与考场外的人联合作弊，又可避免考生受到考场外的干扰。明清时期的乡试共考三场，每场一般为三天两夜。考生进入仅容一人平坐答卷或蜷卧休眠的贡院号舍后，吃住便全在舍内。考生以墨笔答卷，交卷后，考卷的名字部位被密封，只露出号舍的号数。为避免因笔迹熟识或其他串通手段作弊，卷子要由众多誊录者用朱笔誊录，然后再交与阅卷官评阅。科举考试之严苛可见一斑。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因紧靠贡院，读书应试之人大多在此集聚，贡院墙根街的考试经济应运而生，各种培训机构林立，书院、私塾、义学和学堂等文教场所遍布，成为一条著名的文化街。 在贡院墙根街的南头东侧，有一座青砖、白墙、竖脊的“状元墙”，长24米的正墙与两侧翼墙构成古朴而大气的“八”字照壁，古朴壮观。据考证，这正是明清时期济南贡院正门外的照壁。由于被街边违章房遮蔽，“状元墙”长期处于“隐居”状态，破损严重。2006年在人大代表的建议下有关部门对照壁进行了保护性修复，终使其“得见天日”。 榜棚街—— 见证无数悲欢 八月乡试结束后，九月济南贡院便会发榜，张挂榜文之处便位于今省政府正南方，北起泉城路，南至黑虎泉西路的榜棚街。“从上个世纪初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在榜棚街北口建有一座过街楼，当时楼下面设有栅栏门，这是为了保护榜文而设立的。”唐景椿说。 发榜时，榜棚街周围非常热闹。一大早，轿夫便抬着榜文，在仪仗队、鼓乐队和兵丁的拥簇下走来。榜文分为正榜和副榜，正榜录取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三、四、五名为经魁，第六名为严魁，其余皆称文魁。副榜录取12人，均为“副贡生”，虽无缘赴京会试，但可享受无须参加每年的县试、府试，而直接进行乡试的优待。 发榜后，满心期待的考生一拥而上，争相看榜，上榜者欢呼雀跃，落榜者则黯然神伤。新科举人要到布政使司领取顶戴、衣帽，并领取旗匾银24两，以办理在住宅门前竖旗杆、在大门上悬匾等事宜。发榜第二天，巡抚衙门便摆上“鹿鸣宴”，主考、监临、学政、帘官、新科举人都会赴宴。 因应考人数太多而取中名额有限，很多考生为求得功名连考十几甚至数十年，只能望榜棚而兴叹。清代著名短篇小说家蒲松龄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虽文采飞扬，写下了传世巨著《聊斋志异》，但在科举的道路上却屡战屡败，落魄一生。自19岁考中秀才后，蒲松龄在其后的数十年间参加了十几次“乡试”，皆名落孙山，无缘仕途，直到71岁才破例补为贡生。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69岁的蒲松龄写下长诗《历下吟》，将考试中的辛酸屈辱、录取中的种种弊端以及考官的骄横贪腐等尽情道出。 其实，蒲松龄的屡试不中，也有主观原因。在蒲松龄48岁那年参加乡试时，拿到考题后，他就觉得太容易，文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洋洋洒洒，一挥而就。但当他写完回头一看，才发现违反了科举考试的书写规则，“越幅”了。科举考试要求，考卷每页只能写12行，每行只能写25个字，而且要写完第一页再接着写第二页。可蒲松龄写得太快了，第一页写完后，飞快地一翻，就把第二页也翻过去了，直接写到了第三页上。犯“越幅”之规的他不但被取消录取资格，还被张榜警示。蒲松龄在词中写道：“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将其在考场发现自己“越幅”后的震惊和颓丧表露无遗。 据统计，济南贡院自明初到清末有500多年历史，举行乡试200次，录取举人近两万人。这些举人赴京城参加会试殿试后，先后计有4074人考中进士，其中状元9名，榜眼5名，探花6名。这些登科的山东人中，明代有200多人担任过总督、巡抚级高官，清代只在皇宫内廷任相当于宰相级别的内阁大学士的就有刘墉等15人，边贡、于慎行、李开先、李攀龙、王士祯等著名学者也都是在济南贡院中举后，赴京应试而步入仕途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