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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经济和文化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时代，中国哲学与外来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交流互动节奏也明显加快。在这种形势下，又一次大规模的外来术语的译介引入即将进入“正在进行时”。因为从学理上来看，要研究外来的哲学，就必须使用它本有的语言和术语系统；要吸收借鉴外来的哲学思想，也必须同时译介引入相应的哲学术语。历史告诉我们，“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29]“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30]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对外来哲学术语的译介引入应持积极的态度，如果态度不积极，可能会影响与外来哲学的交流与互动，从而贻误中国哲学发展的契机。然而，外来哲学术语的译介和引入是个相当复杂的互动过程，非简单的语词翻译问题，因此对外来哲学术语的译介引入还应持一种慎重的态度。如果态度不慎重，可能会瓦解中国哲学本身的规定性，从而使中国哲学成为“外来哲学在中国”。因为外来术语只有与中国的固有学术实现有机的结合，才能被中国哲学所接纳和吸收。 总之，面对又一次将要“正在进行时”的大规律的外来哲学术语的译介，前文所述之五种史学来源，可为我们汲取各方面哲学思想及其术语提供一个宽阔的视野；前文所述之五种语言文字学来源，可为我们译介引入外来哲学术语提供技术层面的参照。衷心地希望，在当今中外哲学之互动中，中国哲学能够在汲纳外来新术语的过程中使其思想和术语更丰富，从而推进与强势外来哲学的平等对话和良性互动。 (作者：程志华 ) 注释：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13页。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14页。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第37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第38页。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第38页。 [6]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即持此说。参阅张立文主编、蔡方鹿等著《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7]即今伊朗。 [8]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第207页。 [9]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7页。 [10]十九世纪中期，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实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掀起学习西方的运动。 [11]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7页。 [12]“唯心”一词在此前已由佛教传入中国学术界。 [13]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5页。 [14]慧皎：《高僧传·竺法雅》。 [15]汤用彤：《汤用彤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41-142页。 [16]参见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01页。 [17]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史论集》上卷，（香港）文文出版社，1972年，第287页。 [1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4页。 [19]严复：《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319-1320页。 [20]严复：《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0页。 [21]比如：《五灯会元·卷第二·圭峰宗密禅师》：“灭度后委付迦叶，展转相承。一人者，此亦盖论当代为宗教主，如土无二王，非得度者唯尔数也。” [22]《易经·革卦·彖传》。 [2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第217页。 [24]《宋史·王安石等传》。 [25]英国人福西特（H.Fawcett，1833-1884年）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政治经济学提要》。 [26]严复在译著《原富》（亚当·斯密著）中译“经济学”为“计学”，参见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5-6页。 [28]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6页。 [29]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6-387页。 [30]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