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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儒家经典与古代科技 儒家经典不仅包含了古代科技知识，而且是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在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科学家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他们的最重要的知识来源，而且，他们的后来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也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古代许多科学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也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 ]也就是说，刘徽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方面的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 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汉代天文学家刘歆依据《周易》的概念作《三统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依据《周易》的“大衍之数”编制《大衍历》，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历法”[4]。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最早的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周礼》等儒家经典，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作为古代农学体系标志的《齐民要术》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10]同时，在中国古代，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所获取的知识，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古代科技，无论是数学、天文学还是地理学、农学，无论是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还是科技著作，都或多或少地以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为基础，而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切足以证明了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的确是古代科技所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乐爱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