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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经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论语》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虽然《论语》学有着漫长的学术发展历史，而最引人注目的高峰却是魏晋与两宋这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论语》学著述特别丰富，还出现了《论语》学史上的代表作，诸如魏晋时期何晏的《论语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两宋时期邢昺的《论语注疏》、朱熹的《论语集注》。前者正是魏晋玄学的《论语》学代表作，后者则是宋代理学的《论语》学代表作。 上述两种《论语》学各有学术成就与特色，但又有着许多共同点，如二者均是经学中的义理派，均把重点放在对中国传统内圣之道的拓展与建构上。现在拟从《论语》学史的背景上考察玄学、理学的经学诠释特色。 一 儒家学派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体地位，孔子则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奠基人。虽然《诗》、《书》、《礼》、《易》、《春秋》的文献均可能与孔子有极大关联，但是，真正直接地、完整地、系统地而且是可信地表达孔子的言行及其思想的则只有《论语》。据刘歆所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即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① 今人考证，《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时间约为公元前四百多年的战国初期。《论语》多方面、真实地记载和描述了孔子思想与行动的历程，成为后人学习、研究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最重要文献。 《论语》在儒家经学体系中居于特殊的地位。在经学形成的先秦、秦汉时期，学者们把儒家经学体系分为经与对经的注解、诠释的传、记、注等。从这些文献的文体形式来说，“经”仅指《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本身；传、记、注则是指对六经的注解、诠释的文体，包括《易传》、《礼记》、《春秋传》等。从这些文献的内容来说，“经”是夏商周（主要是西周）三代留下来的以各种典章制度为特征的历史文献，它们包含着三代时期合宗教、政治、伦理为一体的礼乐文化；而“传”、“记”、“注”则是春秋战国以来儒家学者对这些历史文献、典章制度的文本注释与思想发挥，是三代礼乐文明的继承和发展。西汉常以周孔之教称儒学或儒家经学，其中周公是制礼作乐、奠定六经内容的代表；孔子是整理、诠释六经从而创立儒家学派的代表。所以，用周礼之教来指称儒家经学是十分确切的。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六经”的最重要诠释者，有关孔子言行完整记录的《论语》多方面表达了他对西周礼乐文明的理解和创造性发展。尽管《易传》、《礼记》及新出土的简帛文献均可能包括一部分孔子的作品或思想，而《论语》在汉代即无可争议地成为有关孔子思想言行的最重要著作，故而也是儒家经学体系中“传”的代表之作。所以，早在西汉，就出现了“传莫大于《论语》”② 之说，也就是说，在儒家学派对“六经”的传、记文献之中，《论语》是最权威的经典诠释者，并且具有最重要的学术地位。所以，尽管西汉时期朝廷专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儒生们往往是专治其中一经，但《论语》的独特地位而成为所有儒生的基本教材或必读之书，以至到了东汉时期又有“七经”之说，《论语》与《孝经》亦取得了经学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到了两宋以后，由于朱熹作《四书集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的地位已经高于《五经》，而《论语》恰好是《四书》之首，故而，这个时期《论语》在儒家经学体系中居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论语》能够从记载孔子言行的文献而为诸“经”的传、注之首，并且又逐渐演变成为“经”，最后成为经学核心的《四书》之首，绝对不是偶然的，其深层原因是《论语》的思想内容。《论语》基本上奠定了儒家学派的思想观念、学术主旨，建构了儒教文明的价值体系、政教理念。西周所建构的礼乐文化奠定了中华制度文明的基础，而作为儒学、儒家文明的奠基之作，《论语》一书充分地表达了孔子在继承西周礼乐文明基础上对华夏文化的进一步开拓创新。孔子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将礼乐政治与仁义道德结合起来，在个体精神世界将外王的事功开拓与内圣的人文精神结合起来，从而多维度地表达出春秋以来中华文明形成期的要求和特质。社会与个体两个层面均说明了这一点。 首先，从社会层面来看，西周建立和完善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周公通过“制礼作乐”而建立完善了合宗教、政治、伦理为一体的礼乐文化。孔子及其《论语》继承并发展了西周的礼乐文明，使得“周孔之教”的儒敦文明开始形成。《论语》一书表明：孔子固然对西周礼乐文化作了全面继承，但更是通过以仁释礼，从而全面改造、提升了礼乐文化。他强调礼作为一种外在的社会规范，必须与仁的内在道德情操、心理欲求结合起来。孔子对西周礼乐文化的改造与提升进一步淡化、消解了礼乐文化中的宗教因素，增加和强化了其中的人文道德因素，使原本合宗教、政治为一体的礼乐制度演变发展为合伦理、政治一体的礼乐文化，从而更具有道德理性的人文色彩。正由于在周公的“尽制”、“尽伦”的基础上，孔子发展出一整套仁道的伦理思想，建构出一套“礼—仁”一体的儒教文明，从而奠定了不同于其他民族以宗教为精神支柱而偏重于以道德人文为特色的儒教文明。 其次，从个体精神层面来看，孔子倡导一个具有儒家文化信仰、承担社会义务的士君子人格精神。儒家文明的建设与完成必须依赖于一批独立从事精神文化生产、具有儒家价值信仰、拥有“以道易天下”的经世情怀的士君子。《论语》一书从多方面论述、展示了孔子对“圣”、“君子”、“士”这种新型理想人格的召唤与追求，并对后世两千多年的士大夫精神人格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来，在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中，上古时期的圣王总是既有德行，又有权位，但毕竟这只是作为一种存在于遥远的上古历史时期的人格理想；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则发生了重大历史变化，当世的国君总是有权位而无德行，士君子追求德行而无权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积极倡导一种士君子、圣贤的新型人格，这种人格虽然暂无权位，但总是执著于仁、智、勇的品德，将“为己之学”、修己治人作为自己永恒的人生追求，这种理想人格还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之志，希望一旦显达时又能够以道易天下。当然，他们的崇高理想、热情志向在竞智尚武的春秋之战的时代，常常显得迂腐无用。孔子周游列国后只能发出“道之不行”的悲叹。孔子在对现实政治的极度失望后也只能发出深深的感叹：“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③ 尽管如此，孔子本人在黑暗政治现实中的执著于道德理想的追求，《论语》关于士君子、圣贤的理想人格及其崇高德性的规定和期待，坷为儒家士大夫的人格塑造奠定了基础，成为后世士大夫们追求的人格理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