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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道家那里，道德修养的目标是根据不同的人，分为不同的层次。这样一种“体道”、“达道”的理想境界，只有少数社会精英才能完成。这是一种“有智”的“无知”状态，如在现实生活中为某些真正的聪明人所推崇的“难得糊涂”即属于这一境界，这是一种大智慧，一般的老百姓是不可能达到的。为了社会的稳定，道家主张统治者对老百姓实行使其真正“无知”的道德教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愚民”政策，这是道家政治上的“愚民”政策在道德领域中的体现。 道家认为，有知之“知”(智)是对自然和人类本性的破坏，都是对天下的安宁和人心的扰乱。只有达到“无知无欲”的心理状态，才能“无为而无不为”。在这里，既没有正常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又无需必要的道德教育，而这正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所要复归的人类道德生活的“本然”或理想境界。老、庄道家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的突出特点是在强调朴、真的价值的同时，否认人类文明、智力开发的意义，它片面夸大了道德与知识、道德与文明的对立性，带有一定的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 三、无我之我的道德境界和道德理想 所谓无我之我，在道家那里指的是经过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而得“道”的理想人格，是从有“己”、有“我”到无“己”、无“我”；从有“待”到无“待”的个人，是超越了个体小“我”，而达到与“道”同一的至人、圣人和神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了解无我之我的内涵： 首先，无我之我是超越世俗情欲和知识的“我”。为了达到与“道”同一的理想，道家比较倾向于否定感性的自我，而肯定超现实的精神自我及其自由。如庄子写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所谓无“己”、无“我”，就是泯灭自我的好恶之情，以至达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庄子又称之为“丧我”，也就是“坐忘”。而“丧我”之后的我，才有资格在“无何有之乡”中“独来独往”。庄子所理想的人生自由，不是现实的感性自由，而是超现实的精神自由。 其次，无我之我是超越有“待”而达到无“待”的精神自由的“我”。所谓“犹有所待”(有待)，其意思是说，对世俗事物有所依赖。如果对外物有所依赖，则必然为外物所役使、所牵累(为物所役)，就不能获得逍遥自由。与之相反，“恶乎待哉”(无待)，如果不依赖于世俗之物，就不能为外物所累——“不物于物”，就可以游无穷，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不仅如此，“恶乎待哉”(无待)还可以变“为物所役”为“物物而不物于物”，主宰外物而不为外物所主宰。达到“无待”的自由境界，不仅可以在“无何有之乡”中“独来独往”，甚至具有某种常人所不具有的神性。由此可见，庄子的自由，是自我通过对客观必然性的内在超越而获得的自由，而不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在对客观世界进行物质改造中所获得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能是想象的内心神游。 再次，无我之我是游心和顺世、理想和现实统一的我。我们通过对道家的思想，特别是其伦理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道家既不主张“出世”，也不主张一般隐士的遁世，而是要在乱世中处世。他们生活的重点是今生今世。他们生活的目标是如何在乱世中求生存，并获得精神的愉悦和自由。庄子以精神上的超现实的逍遥游和现实的顺世处物的统一来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庄子主张“与时俱化”(与物俱化)、和顺外物。庄子的处世态度可以概括为“虚己游世”，“与时俱化”。“虚”与“化”是顺世态度的本质内涵。在庄子看来，“唯道集虚”，(《庄子·人间世》)“万物皆化”。(《庄子·至乐》)所以“虚而能和”，“化而不僻”，是得“道”者的处世态度。 庄子的顺世态度在作为一种得道的精神境界的体现时，就不再仅仅是对外在力量的被动的顺从，并由此换得生命的安全，而是在消除了这些外在力量与主观上的对立情况下，获得的自然方面的吻合和精神方面的自如，如同“以无厚人有间，恢恢乎必有余地”(《庄子·养生主》)的游刃那样自如。庄子的人生哲学就是这样从任何必然的缝隙里顽强地寻找自由。当然，庄子“顺世”的人生态度，在现实社会中有可能发展为“滑头主义”或“混世主义”，甚至可能发展为见风使舵和同流合污的行为，但这不是庄子的本意。总之，庄子追求的自由，尽管是有很多限制的自由，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个体存在和独立人格以及对人生自由的向往，在缺乏自由主义传统的中国伦理思想中，确实是独树一帜的。(作者：李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