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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朱子的书院情结 南宋理学家大多有很深的书院情结，这和北宋理学家不太关心书院的情况大不相同。各家各派之中，要数集理学大成的朱子书院情结最重，也最感人至深。 据史志记载，朱子与数十近百所书院有关。如前所述，方彦寿先生作《朱子书院与门人考》，对其严加考证，去附会，剔重复，订正为67所书院。在中国书院千余年的发展史上，朱子是第一位能使自己与如此众多的书院有关的人，其倾情于书院，由此可见一斑。此其一。 其二，朱子重要的理学著作，皆完成于其创建的书院。如在寒泉精舍，乾道六年（1170），他撰写《太极图说解》初稿、《西铭解》。八年，撰《论语精义》十卷、《孟子精义》十四卷、《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八朝名臣言行录》二十四卷。九年，编《程氏外书》十二篇、《伊洛渊源录》十四卷。淳熙元年（1174），编《古今家祭礼》十六篇。二年，撰《阴符经考异》一卷，与吕祖谦商订合编《近思录》十四卷，这是理学家们最看重的具有哲学思辨的著作。在武夷精舍，朱子完成了《易学启蒙》四篇、《孝经刊误》一卷、《小学》六卷、序定《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在考亭书院，撰写的著作有《孟子要略》、《韩文考异》十卷、《书集传》六卷、《楚辞集注》八卷、《楚辞辨证》二卷、《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尤其是《参同契》一书，是他和学生蔡元定在庆元党禁最凶之时，通宵达旦改定的，第二天，蔡被官府从书院中押解道州，从此一去不返，客死途中。若无大胸襟大情怀，又如何能面对如此惨烈？庆历党禁六年时间，朱子除了最危险时曾应学生友人之邀到福建古田县蓝田书院、溪山书院、螺峰书院、福鼎县石湖书院避禁讲学之外，大部时间都坚守在考亭书院，著述讲学，直至临终才在蔡沈等少数几位学生守护下，从书院魂归道山。[26]这说明，朱子已将书院视作精神支柱、理学家园以及他人生的归宿之地。 其三，痴迷白鹿洞书院，以致于到了失常的地步。最明显的事例是，他为了修建礼殿，置备田产，竟然利用职权，挪用浙东30万缗赈粜款。[27]我们知道，朱子修复白鹿洞书院，是想将其树为推广理学的典范，建院、讲学、制订学规、征集图书都可在掌握中推进，甚至他还和吕祖谦一起，将白鹿洞列入宋初天下四大书院之中，但苦于经费和朝廷的不理解，他不能将事业做大，在讲学、藏书、祭祀、学田这四大书院规制中，他还缺祭祀、学田两大部分，而且整个院舍也就是20余间房屋，与理想相差太远。“重营旧馆喜初成”，但却要调任浙东，这本身就是令人烦恼的事情。好在他冒险在皇帝召见时提出赐额赐书的请求，并终于获得批准，迎来了迟到的理解。而且出任浙东常平茶盐提举使，拿到了30万缗赈粜款。赈粜款就是救灾钱，他却“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这是一个明显违规而又非常严重的错误，因此事发不久即受到监察御史沈继祖的揭发。以朱子的操守和其长期倡导的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他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实在难以理解。但事实却偏偏如此，除了用痴迷而不惜犯规来解释外，实在别无他说。这错误，也从反面反映出朱子委身书院的不解情缘。 四、学人、学派与书院的结合 书院不同于书斋，它是士人的公共活动场所。自从有了书院，就有了书院和士人的双向选择。一方面，作为士人、学者，他进什么样的书院，有自己的考虑，心中存有一种标尺，中意则进，不合则退。而另一方面，作为书院也有一个进取去留的标准，不希望不合自己要求的人留在院中，以免成为害群之马。这样，在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目标之下，个体的学者、士人就结合在同一个书院，是谓学人与书院的结合。 五、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书院精神的象征 制订学规、章程，规范和约束书院师生的言行举止，劝善规过，提升品位，是书院制度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南宋理学家们对书院建设所作的重大贡献。 南宋的书院学规，也作规约、学则、规式、揭示。学规的内容，因时因地因院而各不相同，包罗甚广，约略而言，则有三端：一是确立办学宗旨，宣示书院教育的方针，为诸生树立鹄的，为同仁确立目标，意期立志高远，养成正确的人生理想。二是规定进德立品、修身养性的程序和方法，既多理性之分析与规劝，更重日用伦常规范的建立，言者谆谆，无非是想为学者提供更多至善达德的帮助。三是指示读书、治学的门径和方法，多为山长半生攀登书山、畅游学海经验的总结，言出肺腑，语凝心血，无论是正面的引导，还是反面的戒饬，皆得视作书院教育实践经验的理论结晶。南宋书院学规中，现存最早的是吕祖谦的《丽泽书院学规》，最有名的是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揭示》，又名《白鹿洞书院学规》、《白鹿洞书院教条》、《朱子教条》，由朱子制订。淳熙七年（1180），白鹿洞书院重建“喜初成”，朱子以南康军长官，率僚属及院中师生行开学礼，升堂讲说《中庸》首章，并取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揭示于门楣之间，作为院中诸君共同遵守的学规。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全文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41] 《揭示》首先以儒家的“五伦”立为“五教之目”，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非常明显，将传统的人伦之教作为为学的目标，是针对“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这一情况提出来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并且明确指出，尧舜时代之“敬敷五教”，就是做此事情的。这是用《尚书》标举的施行人伦教化于民众的事迹，表明书院的教育目标不仅仅在士人个人的道德修养，还有传道而济斯民的更高诉求，它是一个由道德、伦理、济世三者组成的共同体，相对于科举学校之学来说，体现出一种很特殊的浸透了理学教育理念的书院精神。 指出为学的方向之后，朱子又提出了学、问、思、辨、行的“学之之序”。前四者皆为“穷理”之法，属于学习方法，行即是践履。这表明，理学家已经将实践也看作是“学”的一项内容了。更有甚者，《揭示》在学、问、思、辨之后，从修身、处事、接物三个方面分解“笃行之事”，显示出强烈的道德实践的倾向。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揭示》针对当时务记览、取利禄的学风，回归传统，将“学”定义于五教五伦，并提出为学的目标和程序。经过如此重新定义，“学”就落实到了现实的人伦世界，而维持人伦世界的秩序就变成了“学”的最终目标。为达此目标，必须穷理而笃行。也就是说，穷理和笃行构成“为学”的两大部分。两大部分中，《揭示》只点到学、问、思、辨，而详述“笃行”，这表明理学家对蕴含经世之志的道德践履的高度重视。这是典型的理学家的教育理念，和张栻在岳麓书院提出的“岂将使子群居佚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的教育宗旨，以及体察求仁的方法，分辨天理人欲的讲求等等，如出一辙。其所反映的正是他们所高扬的经世济民、传道济世或传道济民的理学精神。诚如李弘祺先生所说：“从这个《揭示》看来，我们可以说朱熹是希望透过书院的教育来建立一种不同的人生观，一套不同的价值。书院的理想和创制，从此就与朱熹和他的弟子们所创立的理学结合在一起，相互发明，相得益彰。”[4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