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子与书院”这个题目，过去有一些前辈和同道从不同的方面作过研究，取得了好些成果。杨金鑫先生的《朱熹与岳麓书院》、[1]李邦国先生的《朱熹和白鹿洞书院》，[2]是两本讨论朱子与岳麓和白鹿洞这两所著名书院的专著，深入细致，多有发明。李弘祺先生的《朱熹、书院与私人讲学的传统》，[3]认为朱子一手恢复了书院私人讲学的传统，使其成为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理想。陈荣捷先生的《朱子与书院》，[4]从十一个方面讨论了朱子创建精舍、修复书院的情况，认为精舍与书院都是朱子用来实现新儒学的工具，朱子的书院运动使得程朱理学成为中国正统思想。徐梓先生《朱熹与书院传统的开创》，[5]从四个方面论述朱子对书院的贡献，认为朱子是书院制度的建立者，书院传统开创者，书院精神的奠基者。所有这些，给我们很多启发。但今天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将朱子置身于南宋理学家掀起的书院运动之中，在和同时代理学家书院活动的比较中，来讨论他与书院的关系及其对书院的贡献。 一、朱子与理学家掀起的书院运动 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曾将“讲道”和“读书”概括为南北宋时期岳麓书院的特点，其称：“开宝之肇创也，盖惟五代乱离之余，学政不修，而湖南僻远之郡，儒风未振，故俾学者于是焉而读书。乾道之重兴也，盖惟州县庠序之教沉迷俗学，而科举利诱之习蛊惑士心，故俾学者于是焉而讲道。[6]”大而化之，这对抗俗学与科举利诱之习的“讲道”，又何尝不是南宋一代书院的特点。正是南宋的理学家们，以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承担着“讲道”、“传道”的历史使命，掀起了书院复兴运动，并以建设书院的目标和理想，使发展中的书院深深留下了理学家的时代烙印。 两宋之际，金兵南掠，溃卒作乱，再加以农民起义，四川往东沿江一线，战火连年，北宋时期创建的书院，多数随战争灰飞烟灭，化为废墟。更可怕的是，当国家的前途与民族命运都处于危急关头之时，素称“四民之首”的士人，虽曾涌现了陈朝老、邓肃、陈东等一批深明大义的壮烈之士，但总体情况则不看好，大部分由官学培养出来的士人累于功名，见利忘义。《三朝北盟会编》载：“金人索太学生博通经术者，太学生皆求生附势，投状愿归金者百余人……。比至军前，金人胁而诱之曰：‘金国不要汝等作义策论，各要汝等陈乡土方略利害。’诸生争持纸笔，陈山川险易，古今攻战据取之由以献。又妄指娼女为妻妾，取诸军前。后金人觉其无能苟贱，复退六十余人。复欲入学……”[7]可以说，这些太学生是毫无社会责任感、正义感，更无民族意识，甚至连起码的廉耻之心亦丧失殆尽。这种士风败坏的严酷事实，无情地宣告了北宋官学教育的失败，也将创造一种新的理论以收拾人心的任务惨痛地提了出来。此即所谓人心沦丧，价值观必须重建。这是面对士人内部的挑战。 与此同时，还有农民起义军从外部提出的理论挑战。钟相、杨么等农民军在揭竿而起的过程中，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并认为这是人心所向，是一种当然的天理。此所谓“天理”、“人心”者，表明农民军或多或少地借用了北宋理学家们的某些概念，大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含意在。这种情形，也反映出以简单的说教已难以统治下层人民的现实，必须更新过时的理论。 正是这种士风败坏、人民反抗的严酷现实，向南宋新一代理学家们提出了收拾人心、重建伦常、以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维系世道民心的任务。从现实出发，归返儒家经典，兼收佛道理论，从各个方面探索，是为乾道、淳熙时期朱子、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大师们的理学的集大成。他们艰深的理论重建工作，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我们所关心的是，新的儒家理论如何传播而让士人民众普遍接受的问题。 汉唐以来，官学一直是儒家最主要的传播机构。而此时的官学系统，因循故事，还在津津于举业功名，地方州县之学，仍是“文具胜而利禄之意多，老师宿儒尽向之”。[8]而中央官学“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售于场屋者耳”。极少讲学，“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德行道义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9] 二、朱子与理学家追求的书院目标和理想 张栻、吕祖谦、朱子、陆九渊是南宋最著名的理学大师。其中张、吕、朱三人时称“东南三贤”,观点主张更为接近。张栻有过在碧泉书院学习的经历，自己创建城南书院讲学的经验，后又应邀主讲天下著名的岳麓书院，“阅历”书院最早而且丰富。吕祖谦除自创书院讲学之外，曾协助朱子经营白鹿洞书院，安排著称史册的鹅湖之会，协调与永康、永嘉各派学者的讲学等等，对书院建设贡献良多。陆九渊一生钟情于精舍，除应邀到白鹿洞讲学之外，对书院似无多大兴趣，但我们知道精舍浓缩了儒佛道数百上千年的讲学经验，对精舍的厘定、区分并汲取其养分，正是陆九渊对书院建设所作的贡献。朱子是四先生中的长寿者，也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年轻时，他有过经营县学的经历，后来也尝试过改革州县官学，而自从到岳麓、城南书院与张栻会讲之后，其书院情结日浓，自创寒泉、武夷、竹林等精舍居处讲学，全心经营白鹿洞书院，更建岳麓书院，为石鼓书院作记等等，总期望着书院的兴复与辉煌。而且，他经历了书院运动的全过程，在不理解中开始，在遭受围攻中离世，当然也感受到了书院随其讲学而兴盛的荣光。正是他们，在长期兴复创建书院的实践中，逐渐明确了建设书院的目标，提出了追求中的书院理想。 南宋初年理学家开展的书院运动，是从兴复北宋原有著名书院开始进行的。最初的努力，来自“东南三贤”的前辈胡宏，其时在绍兴八年（1138），其父胡安国逝世之后。当朝宰相秦桧与胡安国为“故旧”之交，胡逝世后，秦曾写信给胡宏，想招胡氏兄弟为党羽，被胡宏以“若用不以其才，则丑拙陈露，非所以成其美矣” 婉拒。在回信中，他向秦桧提出了兴复岳麓书院，以遂其先人讲学之志的请求，其称： 长沙湘西岳麓山书院元是赐额，祖宗时尝命山长主之。今基址皆在，湘山负其背，文水萦其前，静深清旷，真士子修习精庐之地也。至道二年，潭守李允则修而广之，乞降书史以厚民风。天圣八年，漕臣黄总奏乞特授山长进士孙胄一官，当时皆从之。今若令潭守与漕臣兴复旧区，重赐院宇，以某有继述其先人之志，特命为山长，依州县监当官，给以廪禄，于以表朝廷崇儒广教之美。凡学舍，诸生不乐近城市，愿居山间者，并听之。俾舒卷数百千年之文，行思坐诵，精一于斯，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庶几愚而能明，柔而能强，可以继古人之后尘，而为方来之先觉矣。[20] 非常明显，信中反复强调了岳麓书院官方色彩的合法地位，既有祖宗赐额，又有官命山长，还有朝廷赐书，请求重赐院宇，特命山长，并依“州县监”等当作官员看待。虽然目的是为了让秦桧认为出任书院山长也是出来当官，但也反映了理学家将书院视作官学的一种，认为自己的行为乃是兴复宋初书院的传统，并希望官方力量介入其中。 道不同则不与相谋，胡宏借助官方力量兴复岳麓书院，并请任山长的愿望，因阻于秦桧而最终未能实现，但转而开始了自创书院讲学的实践。这种经历，实际上向张栻等学生辈理学家们揭示了其书院建设的第一个追求目标，那就是谋求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共同推进书院的建设事业。 书院本来起自民间，而自庆历兴学，官方力量基本退出书院以来，书院建设即由民间力量独立承担。因此，民间力量进入书院建设是不请自来，不成问题，理学家们所要谋求的是恢复官方对书院的支持与投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的基本做法是：从兴复宋初“天下三书院”入手，反复强调先朝对书院的奖励褒扬，以祖宗赐书、赐额、赐田、赐官等举措来夸耀和要求，意在官方承认书院运动的合法性，并出资出力以实际行动支持书院的建设。 在岳麓和石鼓书院，因为只涉及地方政府，似乎都很成功。乾道元年（1165），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刘珙动用政府资金，并令潭州州学教授“经纪其事”，只用半年时间“大抵悉还旧规”，完成重建工作，并“定养士额二十人”，聘请张栻主讲。这是标准的官方办学模式。石鼓书院兴复自淳熙十二年（1185）开始，历经潘畴（一作畤）、宋若水两任长官主持，重建院舍，第二年完工。其祭祀、藏书、割田、择生等事皆官为经理，书院官田就有2240余亩。至十四年，请朱子作记以纪其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