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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先秦以后，儒者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肩负着将整个社会导向更美好更理想境地的责任，这些都具体而又生动地体现了儒家经世精神。李泽厚说儒学生命力不仅在于有高度自觉的道德理性，而且更在于它有能面向现实、改造环境的外在性格（42），其论确有道理。 时代的变化使儒家对经世的要求亦随之而变。先秦早期儒家多谈治道而少言治法，但大一统帝国出现以后，政治日趋制度化，知识亦趋于专业化，经世便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必须落实到现实的实践。对实际问题缺乏了解或不作思考，提不出有效验的对应之策，这只能是空谈经世。学是否能适用？道理是否能付诸实践？并不单单决定于机会，还要看这“学”与“道”本身的取向。学与用的分离是日渐严重的问题。明代中叶以后，儒家提倡实学，提倡变通，强调了解实际政治问题的重要，是他们为解决这个难题所做的有益努力。其努力，一言以蔽之，就是注重经世之法，以矫正往昔过偏于经世之道的缺失。这取向开启了儒家经世之学的新境界，经世不再只是一种抱负，而更是一门救世的学问。这学问、这取向又成为近代中国改革变法以至革命，谋求中国传统走向近、现代的原动力。 虽然儒学随历史运演而不断变化，但儒家的基本价值取向亘古未变，儒家的经世精神是永恒的。置诸当今之世，儒家经世基本精神仍具有多方面意义。譬如，在全球化与区域化、一体化与多元化等并存而又对峙的背景下，如何重新体认、诠释儒家“和而不同、同而不和”的观念，以消解现实社会中全球化与本土化、单极思维与文化多元化的矛盾和冲突，并正确理解和处理族群认同、种族认同、性别认同、语言认同、地域认同、阶级认同、年龄代际认同、宗教认同等问题；在商业化社会生活和市场经济环境中，如何开掘儒学传统资源，讲求信用、道义原则，增强人际之间的道德与情谊关联，提升人们的心性修养境界；在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过程中，怎样始终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充分了解、认识客观存在着的困难和问题，对诸如困难群众生存艰难、生态环境恶化、劳资关系紧张、消极腐败现象严重等等实际问题提出有效的对应之策；……所有这些，既可以成为儒家经世基本精神在新时代新环境下的新的具体表现，又无疑能够赋予儒学经世精神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43）。这大约也可称之为儒学传统的创新。 (作者：陈寒鸣) [注释] （1）章太炎：《国故论衡》云：“《齐物论》语‘经’犹‘纪’也。三十年为一世，经世犹纪年耳。”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三册，《文集》卷上，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第28页。 （3）《陆九渊集》卷二《与王顺伯》，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页。 （4）张灏：《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3—4页。 （5）刘师培：《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说》，见《国粹学报》第33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 （6）《论语·雍也》。 （7）《论语·宪问》。 （8）《论语·雍也》。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一《子部·儒家类》引言。 （10）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一。 （11） 王通续撰六经，确有摹仿孔子，希望做新圣的一面。 （12） 《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见《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89页。 （13） 《河南程氏遗书》卷四，见《二程集》，第71页。 （14） 《真文忠公全书》卷首《上大学衍义表并劄子》。 （15） 真德秀：《大学衍义》卷首《大学衍义序》。 （16）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二。 （17） 关于王祎其人其学，请参拙作《论袆的儒学思想》，载《孔子研究》1994年第3期。 （18） 《王文忠公集》卷十四《儒解》。 （19） 同上书卷一《原儒》。 （20） 同上。 （21） 同上书卷五《知学斋记》。 （22） 同上书卷一《原儒》。 （23） 参阅上书卷五《知学斋记》。其言有曰：“……惟春陵周子者，始有以上续千载不传之统，河南两程子继之，而后二帝三王以来传心之妙、经世之规焕然复明于世。关西张子因之，崇执礼之教，考三代以示方来，推一乡以达天下，皆可谓卓哉圣贤之学者矣。迨考亭朱子又集其大成而折衷之，广汉张子、东莱吕子皆同心僇力，以开先圣之道。而当其时，江西有易简之学、永嘉有事功之学，虽其为说不能有同，而要为不诡于道，岂不皆可谓圣贤之学矣乎？”象这样讲论“道统”，显然突破了理学家的门户拘囿。 （24） 程朱理学家认为只要加强“内圣”之功即内在的心性修养，就可以成为圣人，如谓：“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河南程氏文集》卷八《颜子所好何学论》）。 （25）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首《大学衍义补序》。 （26） 朱熹纂集、江永集注《近思录》卷八。 （27） 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三。 （28） 吴光主编：《王阳明全集》卷三七王龙溪《刻阳明先生年谱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9） 唐顺之：《右编自序》，引文见黄彰健《理学的定义、范围及其理论结构》，载台湾《大陆杂志》第50卷第1期。 （30） 焦竑：《澹园集》卷一四。 （31） 同上书卷四七。 （32）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八。 （33）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八上。 （34） 《明史》卷二三一。 （35） 《明儒学案》卷五八。 （36） 冯应京：《皇明经世实用编》卷首。按：晚明坊间还编刻了大量以“经济”或“经世”为名的书，如张文炎《经济文钞》、汪学信《经济宏词》等，但这类书乃是为场屋对策而设，并不可与本文绍介的经世致用之作等而视之。 （37） 《皇明经世文编》卷首。 （38） 同上。 （39） 同上，许氏“序”。 （40） 《日知录》卷七。 （41） 参阅拙著《中国文化史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2） 李泽厚：《经世观念随笔》，见李氏《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9页。 （43） 笔者本此理路，多年来一直提倡有志于研究儒学，振兴中华文化者，应该紧密地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认真深入地探讨如何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实际生活方面有效发挥传统的作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或者是实践上，尤其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上，这方面都是有许多工作可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