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文人自动承袭明时之弊，科举时抄写范文也成了一大奇观，而就是有了范文，有的人都抄不好，以致于考官有时要从抄得较好的参试者中选人才。如此而为，真让人哭笑不得。而在行此“善举”的学官来看，这样可以鼓励学生们认真背诵《四书五经》。乾隆年间著名文人彭芸楣任浙江督学，一次到某地主持考试，收卷后，大为惊诧:该地生员质量很差，没一份卷子合格。倒是有三位抄范文的人，答卷尚可:第一个原来照抄，另两个则对范文各稍作段落顺序变动，也勉强可看。彭督学就将这三人列为前三名，予以公布。他对前来看榜的生员们说:“能把从小读的范文一字不落地背下来，记性不错，应当鼓励，所以取他为第一。” 乾隆素以整顿科场弊案而留名于中国的监察史，而事实上呢，从他那个时代起，教育体制就败坏透顶了。所以，到清亡后，民国时代的许国英说嘉庆、道光两朝以来科场请托成风，也不为过，甚至说是比较保守或客气了。 在道光咸丰两朝不可一世的权臣肃顺，在科场上反腐以树自己威信，固然是“将反腐政治化”的举措，但也就是这件事，在他政治失败之后，还受到了指责。御史任兆坚上疏，要求为柏葰平反昭雪(“昭雪”二字为《清史稿？柏葰传》原字)，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接奏后，将信件转给刑、礼两部合议。不久，两部的意见就变成了圣旨，诏曰(今译): “柏葰接受人情委托，当然应当承担刑事处分。但是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因为法条上没有仅就接受人情委托而治罪的明文规定，就比照泄露国家机密罪给判了立即处斩的刑罚。这个判决主要是载垣等人平日与柏葰有私怨而行的报复，他们乱用威权，使用牵连的办法，就下了如此重大的判决。先皇也觉得所判过重，才在圣谕中说‘我自己也禁不住要落泪了’那样的话。那岂不是不想严处有微过的正直大臣吗？现在，两宫皇太后要刷新政治，事事务求宽大与公平。柏葰不能说无罪，任兆坚御史要求昭雪，也是用词失当。考虑柏葰受恩于道光咸丰两朝，在皇宫内办理国务多年，平日里也没什么过错又勤于政事，虽然已经严刑处死，现在我当考虑当初父皇要法外开恩的仁慈之心了！” 很快，具体的补偿办法出来了:把身为候选员外郎的柏葰的儿子钟濂破格提拔，“赐四品卿衔”；并立刻补办正式任命手续，以六部郎中的职务使用。至于柏葰的儿子具体进了哪个部，《清史稿？柏葰传》没有详载，但是后来调到盛京(今沈阳)任兵部侍郎之职了。大清的盛京就相当于明朝迁都北京后的南京，还有一套与首都一样的政府体系，负责处理旧都所管辖范围的各项政务。 清朝效仿汉制早在入关以前就已开始，除了仿造朝官制度外，最重要的政治举措莫过于科举。皇太极于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八月下发谕令，试开科举，其曰(今译): “从古以来治理国家，要文武并用，武功在于平定祸乱，文教在于辅佐太平。现在，我要讲究文治，在生员中选取那些通晓经典的人，做天下读书人的榜样。各贵戚府中以及满汉蒙各民族人家中的生员，都必须参加考试。九月一日，我将命令各大臣亲临考场，所有家主不得阻拦家人参加考试。凡是奴仆考中的，国家给他免除旧身份。” 至于参加考试的人数有多少，史无详载，仅就关外旧属明朝的生员就有三百人。这三百人的意义非凡，因为四年前旧属明朝的生员不服清朝(此时仍称“后金”)统治，发动过叛乱。皇太极以铁血手腕镇压，幸存者则变名逃匿。四年后，有三百人参加，说明那些逃匿者又悄悄回来了。 该次考试选取了两百人。 而后，为了进一步笼络汉族生员，又于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专门举行为汉人开科的考试，共录取二百二十八人，其中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 就文化本质来论，清朝政权在正式入关前就已经高度汉化了。清朝入关，暴力推行剃发令，也只起到了一个为整个帝国贴上商标或安上清朝外壳的作用，而其“机芯”已经完全汉化。汉化的升级已经进入程序，康熙十二年(1673)，国家尚未完全稳定，就开了入关以来的第一科。此科共录取进士(赐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一百六十六人。从康熙十二年正式开科到宣布取消科举前的1903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年间，除特殊的鸿词博学科等外，正式的国家级大考共举行了九十二次，录取进士总共两万零八百零九人。其中:康熙时代，考试十七次，录取三千一百七十五人；雍正时代，考试五次，录取一千四百九十八；乾隆时代，考试二十四次，录取四千七百四十四人；嘉庆时代，考试十次，录取两千两百一十人；道光时代，考试十四次，录取三千零九十人；咸丰时代，考试五次，录取一千零四十人；同治时代，考试六次，录取一千五百八十八人；光绪时代，考试十一次，录取三千四百六十四人。(详细情况请见本书附录三《1673—1903年进士人数简表》) 计算下来，每次平均录取二百二十六人；以雍正时代与光绪时代平均每次录取最多，前者为三百人，后者为三百一十五人。 雍正一代合法性不足，还出于“曾静妖书案”(指责雍正篡弑)，所以皇帝要大力拉拢知识分子，故要提高录取比例；光绪一代，其亲政前，慈禧太后专政，亦面临合法不足问题，也要大力拉拢知识分子，所以，光绪十五年前即皇帝亲政以前，每次录取人数都在三百人以上，最高为光绪二年，三百二十九人；最低为光绪十二年，三百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