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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遇落魄范爱农，再度陷入寂寞 在那几个月里，鲁迅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他在绍兴府中学堂的主要职责显然是小心保住性命，至于教务管理，“混”过去就可以了。只是如此“行尸走肉”般地在学堂里混，不免会觉得无聊。 为增加点生活的趣味，鲁迅接触了当地的一个革命文人社团，名“越社”。鲁迅赞成他们的反清纲领，便去了。但去了之后，鲁迅感到更加无聊，因为里面尽是迂腐软弱的“才子气”，毫无强劲有力的革命思想与行动可言。 真正让鲁迅近乎枯死的心灵有所触动的事情乃是:1911年春末，鲁迅在街上遇见了在东京时的故友范爱农。鲁迅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当年讨论时常与鲁迅“作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现在竟是满头白发，衣衫褴褛，近乎乞丐。 范爱农对鲁迅说，他回到故乡后，由于没有关系，受尽排斥，城里无容身之地，只能躲到乡下教书，靠喝闷酒打发时日。鲁迅想起自己回国后，家乡的风气与当权者同样不容于他，从事文艺、著书译书的计划更是无一不落空，即使现在想干点教育事业，也是空有一腔热血。鲁迅因此非常同情范爱农，常邀他一起饮酒，醉后发一通牢骚。 鲁迅的心情再度像两年多以前离开东京时那般寂寞。 他想做一位好校长，但地方政局的腐败以及学生的不争气很快就把他的教育家梦想给粉碎了，唯一值得欣慰的事情也许就是借手中的“权力”，让同病相怜的范爱农也做了一回教务长。 在鲁迅近乎绝望的时候，许寿裳去信，叫鲁迅赶快去南京。鲁迅走后，范爱农又没有了关系，他希望鲁迅能在北京为他谋一职位。鲁迅也很想，却苦于没有机会。几个月后，鲁迅听到，范爱农酒后，掉到河里淹死了，鲁迅疑心他是“自杀”，因为范爱农是浮水好手。无论怎样，范爱农彻底解脱了。 在“乌烟瘴气”的北京教育部“做官” 许寿裳此次是叫鲁迅来新成立的教育部“做官”，他在接到鲁迅的求助信后，设法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了鲁迅。如夏丏尊所言，鲁迅一贯憎恶官场，但没想到自己也要去做官了（而且是教育部的“京官”），实在是生计所迫。那一年是1912年，鲁迅32岁，依然是“一事无成”。 在鲁迅看来，和当初来南京求学时的黑暗状况相比，南京目前确实“光明得多”，四处都是“辛亥革命”带来的一些新气象，但他哪里知道，新组建的国民政府其实一点实力都没有。果然国民政府不久就被真正有实力的袁世凯夺走了，“一切又照旧”。 政治权力斗争暂停后，鲁迅继续留在了教育部。鲁迅所在的部门是负责社会教育，为报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赏识与栽培，起初几个月，鲁迅用力做了三桩事情:一是推动各省的革命政策宣传，二是四处搜求各种图书，组建“规模宏大”的“中央图书馆”，三是筹划《文教》杂志。此外，他还参与筹备全国教育大会。 1912年5月，教育部迁往北京，鲁迅住进了宣武门外南半街胡同的藤花馆。蔡元培得知鲁迅对美学、美术素有研究，便让他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负责推进全国的文化美术事业。 鲁迅记得，报到那天，看见教育部大门口挂了“五六块牌子”，一进门，巡警就给他来一个“举手立正的敬礼”，不禁感叹:“可见做官要做得较大。”进门后，鲁迅继续朝东北方向走，位于东北区域的第一排房子即是社会教育司的办公场所。鲁迅走进去，只见一派浓郁的旧式“衙门景象”: 有下棋的，有品茶的，有抽水烟的，有的默声念佛，更有的扯着嗓子唱开了京戏，而最让鲁迅看不惯的是他们会用尘拂“啪啪啪”有节奏地大弹身上的灰土，真是乌烟瘴气。 显然，大家都是在混日子，根本没有做事的心思。鲁迅有心思要认真做点事，然而袁世凯等人只忙于争权夺利，哪有心思发展事业？连蔡元培总长许多想做的事都没法做成，而鲁迅只是小小的社教司科长，手下又是一帮“乌烟瘴气”的科员，能干成什么事情？ 彼时教育部的薪水极高，刚开始时，鲁迅每月可以领到220元（1元相当于现在的80到100元），后来涨到每月三四百元。固然接济家人、买书等花费甚巨，但积攒下去总还是可以在北京买房，将一群经济上需要他负责的家人接过来。就这一点，职位便值得保住。 再者，许寿裳那时候也在呢！“白天同桌办公，晚上联床共话，闲暇同访图书馆”，虽说干不出什么“社会教育”事业来，却也自得其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