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总体来看,当时学界实力更强的似乎还是“反对派”那边。机智的鲁迅能取得暂时胜利,但改变不了京城学界的大局。因此和上次的胜利一样,鲁迅只得远走他乡。鲁迅若想离开北京,倒是给其他地方的大学聘得“名流”来提升地位提供了机会。 除买房外,鲁迅在“五四”前后做过的大事还有一件特别值得一提,即鲁迅与《新青年》杂志的交往。1917年8月,鲁迅在东京随章太炎读国学时的同门钱玄同突然来访,希望鲁迅能为他们的杂志写点文字。那时的《新青年》确实尴尬,整天喊“文学革命”,却做不出一篇像样的“白话小说”来。钱玄同心里非常着急,而鲁迅也一直犹豫写还是不写: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沉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进入死灭,却也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少数的几个人,让他们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这是说没有写的理由,但鲁迅转念一想: 既然有了几个人起来,你也就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又过了几个月,即1918年5月,《新青年》突然刊出了一篇署名“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赤手空拳的《新青年》终于有了真正猛烈的“火药”。鲁迅也因此在一夜之间“爆得大名”。 远走厦大,尽是“无聊”的人与事 后来,鲁迅又到北京女师大兼职。在那里,鲁迅遇到了他的“害马”许广平。 女师大的校长是好友许寿裳。许寿裳堪称好校长,但他总是容易被流言击倒。社会传言说他的亲戚是理科主任,大部分经费都被理科占去了。其实彼时经费常被军阀挪用于战事,反倒是许寿裳在勉励维持。流言蜂起,他便辞职了。 继任者是女教育家杨荫榆,后者到来之后,频频与教员、学生发生激烈冲突,以致酿成著名的“女师大风潮”。至于起因,对立双方及各自同情者的说法可谓是“罗生门”,局外人根本无法弄清。但就鲁迅而言,这场风潮不仅使他加深了与许广平、许寿裳的感情,而且再次体会到了在 浙江两级师范时的胜利。 不过,总体来看,当时学界实力更强的似乎还是“反对派”那边。机智的鲁迅能取得暂时胜利,但改变不了京城学界的大局。因此和上次的胜利一样,鲁迅只得远走他乡。鲁迅若想离开北京,倒是给其他地方的大学聘得“名流”来提升地位提供了机会。 这机会被“梦想发达”的厦门大学得到了,因为“语丝派”同人林语堂在厦大做文科主任,他向鲁迅发出了邀请。鲁迅于1926年8月携许广平朝厦门奔去。14年教育部“做官”的日子也因此终结,当时鲁迅已是45岁的中年人了。 一路上,鲁迅并不知道,厦大校长林文庆之所以接受林语堂的推荐,是因为厦大刚闹学潮,一部分学生离校到上海组建了大夏大学,眼见厦大声誉日下,林文庆觉得,正好可以利用鲁迅这块牌子来吸引学生。 才几天工夫,鲁迅就发现,厦大办学没计划,经费缺,林语堂“也不大顺手”。而林文庆闻讯立即赶来,问鲁迅有无可以马上出版的著述,年底能拿出什么成就,加上他开口闭口都是《大学》、《中庸》,弄得鲁迅一见到他,只有厌恶。原本他与许广平定好了,分开安心做两年事再作打算,他准备在厦大好好写点中国文学史方面的著作。但校方并不会理解鲁迅的想法,更不要说给他创造好的条件。 校长行事是出于自己的考虑,其他留学欧美及胡适派的教员亦是如此。或许在他们看来,自己在厦大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但鲁迅看见他们做的事情之后,只觉得无聊,以至厦大在鲁迅心中很快就成了一所“无聊”的大学。 例如,学生指导长林玉霖在一次“恳亲会”上说:“学校像一个大家庭,……不要忘了父亲般的林校长的恩。”鲁迅一听,立刻觉得恶心,根本不会去考虑发言者也许是在吐露真心,或者职务所限不得不说。 再比如,学校有一次请来了马寅初,为此,全校“列队欢迎,大摆宴席”。因马寅初是“北大人”,校长还发函叫“北大同人”鲁迅及沈兼士去陪。鲁迅收到公函后,除了非常愤怒与拒绝外,没有其他反应,只在公函上写了个“知”字,意为“不去可知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