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 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 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
    挈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 （《荀子·王霸》）
    子曰：“圣人爱百姓而忧海内，及后世之人，思其德必称其仁，故今之道尧舜禹汤文武者，犹威致王，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称其人，朝夕祝之，升闻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丰其年也。”（《大戴礼记·用兵第七十五》） 

    这种以仁义为皈依，以人民为根本，关心民生疾苦的情怀，当然是面向整个社会而言的。这就是与“孝悌”“小德”相对应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德”精神。只有在这种大德精神的支撑之下，儒家的政治理想才能真正实现：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这种“大同”的政治思想，正是仁义礼智信圣的最后归宿，也是孔孟社会伦理学说的最高理想。这完全超越了血缘宗亲的苑囿。“大同”的实现，来源于“大德”的修养，这正是《唐虞之道》的精华之所在：“古者尧生于天子而有天下，圣以遇命，仁以逢时，未尝遇□□，并于大时，神明均从，天地佑之。纵仁、圣可与，时弗可及嘻。夫古者舜居于草茅之中而不忧，身为天子而不骄。居草茅之中而不忧，知命也。身为天子而不骄，不□也。”（《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第14、15、16简）这是德性修养的最高境界了，因为它与依托天道、居以待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享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中庸》）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中，只要你努力学习，努力向善，居仁由义，“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关键就在于这种“大德”的精神超越。正是在这样的理路上，必然性地出现了“禅而不传”的理论。因为只有在“禅而不传”的社会建构下，“大德”的个体修炼才会得到根本的保障。
    这种“禅而不传”的理论是儒家君权思想的必要前提与依托。换言之，君主，必须是大贤、大德、大圣之人，是天下万众百姓的道德表率，他“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利天下而弗利”（《唐虞之道》第2简），因此他“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中庸》），不是父传子式的宗法血亲家天下的魔头，而是选贤与能、修和与睦的政治理想的代表。换言之，《唐虞之道》的作者以为，不是禅让的君主，并不具备“公心”的君主，没有超越宗法血亲关系的君主，在先秦儒家看来，就是非法的君主！这是我们研究儒家政治伦理学必须注意的一个基本准则！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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