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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日本教习在清末高等教育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是清政府学习日本教育的重要途径。大量来华的日本教习，对促进中国培养新式专门人才，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起了积极作用。 四、高等学校的教科书大部分来自日本 教科书是高等教育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是教学过程的物质基础。清末教科书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因此高等学校大量开办时，必需能供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张百熙奉命承办京师大学堂后，认识到教科书的重要性，他认为，“新学制只是新教育的外壳，课程是其灵魂，教科书实与学堂相辅而行”。因此，为解燃眉之急，当时采取了三种途径加以解决：第一，直接翻译日本大学使用的教材。1900年成立了译书汇编社，先后将日本当时大学使用的教材翻译后，编辑为单行本发行，如《国家学原理》(高田旱苗著、稽镜译)、《文明之概论》(福泽渝吉著)等；第二，由来华任教的日本教习编写教科书，如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编写的《万国史讲义》等教科书；三是由中国教习依据日本教科书的观点、体系改编，如1905年两江师范学堂教育课教师张子和，根据日本松木孝次郎及松浦的《教育学》著作编写的《大教育学》一书，作为学生的讲义。“这三条途径殊途同源，可以看出，清末我国高等学校的教科书主要取自日本。” 模仿日本建立的高等学校教科书翻译、编写体系，解决了学生用书的燃眉之急，对保证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无论教育制度、管理规章，还是课程设置、教科书等，无不受到日本的影响。但模仿的代价往往是受制于人，明治维新后日本早于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甲午海战后，日本各种近代文化侵入中国，加速启动了中国近代化过程，也开始了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控制中国的过程。“就教育而论，在主观上日本政府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经济企图，当时的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就直言：‘中国教育的实权断然不能委之欧美，必须由日本人把握之。’”我们也应该肯定，在客观上，日本成为现代文明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的中转站，日本教习和留学日本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兴起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应该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的一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