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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儒家与儒家社会主义(3)

http://www.newdu.com 2018-01-06 中国思想论坛 佚名 参加讨论
历史为这场双方互不服输的辩论作了裁决。对中共的胜利建国,除国民党之外,最不服气的大概就是梁漱溟此类另有一套建国方略的人,但最慎重地加以思考与总结的也是他。1950~1951年之际,梁总结了中共之三大贡献:一则统一建国、树立国权;二则引进团体生活;三则“透出了人心”——即奋发向上的忘我精神。 
    第一大贡献非常明显。第二大贡献实即能够建立主权国家的主要理由。梁的乡建乃至国民党的党建,何尝不是团体生活的努力,何以唯独中共成功了呢?这是给梁带来最大痛苦的地方——不仅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失败了,甚至他对老中国的认识可能也是错误的。而建设新中国之失败正因认识老中国的根本错误。在和毛的辩论中,他似乎是一败涂地了。
    但梁仍然坚持他对老中国以及中西差别的根本看法。在《建国之路》中,他认为中共在中国社会造就了准阶级(亦即原本无阶级),然后以一种近乎早期基督教的方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建立了团体生活。因为斗争能最大程度地凝聚团体的力量。与此相比,试图代表全民因而丧失阶级基础的国民党失败了,试图通过礼乐(而非斗争)建立团体生活的乡建道路也失败了。历史表明,中国的团体生活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成功地建立起来,而这是作为儒家的梁漱溟明知而不肯为的。
    “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
    “集团生活在数千年来我们中国人一直是缺乏的,而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其团体组织上的成功,几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我苦心要引进团体生活,却不成功;因为我不想走这条路(笔者按:即斗争之路)。及至见到共产党成功了,胸中只有说不出的感慨。”
    梁漱溟没有接着去思考这个对于儒家来说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政治团体是否一定缘于斗争?政治团体内部的伦理风气与其外在斗争的需要如何相辅相成?相反,他直接将团体生活所需的基本伦理精神(人心)归诸中共无意所作的第三大贡献:
    “今天我的路没有走通,而共产党的救国建国运动却有成效于世。——特别是见出了人心的透达流行渐有其新道路,人的生命之相联相通渐有其新道路,大致可解答我夙日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自始即不理会这问题,但它却不知不觉竟然走对了……中共只是无意中作了两件事:好像一个伟大宗教的样子,填补了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从而引进了团体新生活,以代伦理旧组织。”
    团体生活所需的这个向上的、忘我的精神透出了人心的本性。人心与人生的问题本出于梁漱溟独得之思,也是他“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两大根本问题的联系中枢。梁漱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权基础一向颇有批评(这和中共的影响无关),即“权利”意味着一种利己的、占有的、向下的精神,表现了人心染污沦落的一面。是以所谓宪政民主的道路非但行不通,而且要不得。这是梁漱溟晚年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的主要背景。
    由此大体可看出梁漱溟在建国初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政统与中国共产党之道统的基本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分裂建立国权,其政权之正统性自无可疑。其建国的根本方式也是引进团体生活。团体生活有两面性,一是对外斗争,另一是内部的积极向上之人心。对外斗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是中共最自觉的,然而不合道统,为梁所不取,却正是历史之所选择。积极向上之人心则关乎道统之基本问题,但又是中共为了缔造团体无意中获得的。总之,虽然人民共和国的政统毋庸置疑,中共之新统却不尽符合旧道统,即使有所发扬,也是不自觉的。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决不会像梁漱溟那样割裂斗争与人心。中共也不会承认它只是无意地弘扬忘我精神。用党的术语表达,阶级斗争、阶级意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当梁漱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生活 20多年之后,在毛泽东时代的巅峰,他就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全面观察这一切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梁漱溟在《中国——理性之国》中继续了他对新中国的认识。与一切肤浅阅读告诉我们的相反,这部书固然是一次在道统上论证社会主义的笨拙尝试,但它同时也比《中国建国之路》更顽强地坚持了梁漱溟对老中国道统的一贯看法。这是一部融贯中国古今道统的奇特作品。梁氏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大成于中国,其主要根源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将来能在人类社会率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契机仍然在于发扬、提高传统之精神。
    为此,他对建国前后的观点作了大幅度的调整。表面上他不再纠缠于中共与他各自“团体化道路”的得失,但建国初年归为中共团体化道路特有优点的东西,梁氏现在几乎全部重新吸收到中国传统中去。他虽然承认了中国古代社会确实是阶级社会(这是30年代他和毛辩论的焦点),但他仍然强调伦理本位才是这个相当弱的阶级社会的根本特点。而伦理本位的文化在老中国的时代既使“汉族无比拓大”,更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有关社会力量,发扬超越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进行革命与建设。梁漱溟巧妙地运用了中共在工人阶级弱小的社会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例子,援引了列宁的理论,区别了无产阶级的存在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将中国革命与社会建设的成功归结为“无产阶级精神”,从而收入他自己所谓“人心”的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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