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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时中国最杰出的大学，西南联大不乏大师级人物，然而，在战争环境中，就算是这些国家的栋梁之材也得不到应有的照顾，许多时候他们的一日三餐都成问题。最近读到傅国涌先生的《民国年间那人这事》，不禁为联大教授们贫困中的坚守感动得落泪。 1940年以后物价飞涨，虽然国民政府每月都给教授们加工资，但杯水车薪，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像青蛙跳塘一样急落而下。语言学家王力后来回忆说：那时每到月底都要去出纳组打听什么时候发薪水，好不容易将薪水领到手，马上举行家庭会议讨论支配办法。他的大孩子憋着一口气，“暗暗发誓不再用功读书，因为像爸爸那样读书破万卷终成何用”，没有太多想法的小孩子“只恨不生于街头小贩之家”。普通教授家如此，身为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家也不例外，他夫人说：梅贻琦1939年的薪水还可维持3个星期的家用，后来勉强只够半个月，家中常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偶尔吃上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开心。1940年3月，西南联大曾为教职员的生活问题召开过一次教授会议。1941年底，教授们的生活日益难熬，王竹溪、华罗庚、陈省身、吴晗等54位教授联名写信给西南联大常委会，要求从速召开全体教授大会，共商办法。在这次教授会上，“经济学教授供给物价的指数，数学教授计算每月的开销，生物学教授说明营养的不足，”王力感慨地说，“可惜文学教授不曾发言，否则必有一段极精彩极动人的描写。”时在中国的费正清1942年9月写信给一位朋友：“作为西南联大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大学的教授讲师，正在缓慢地陷入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饥饿状态中，尽管他们都是留美归国的学生，是中国学术研究生活中的精华。” 一个人选择某项工作，最本能的想法肯定是养家糊口，假若这个基本目标都达不到，继续某个工作就会失去内心的理由，以联大一些教授的学术水平，他们甚至不难在国外找到位子。然而，咕咕的饥肠没有磨损联大教授坚强的意志，他们执着地坚守在教学岗位上，用自己全部心智延续着中华学术的香火，为国家培养了朱光亚、邓稼先、彭桓武等大批杰出的人才。认真从事教学的同时，联大教授还潜心学术研究，写出了大批高水准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西南联大培育的那些人才，没有西南联大奠定的雄厚的科研基础，中国日后的科技水平会大打折扣，两弹一星等航天事业的发展会受到直接影响。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当年的中国学人走向前方的脚步呢？ 联大教授的坚守，首先与他们对国情的认识有关。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中国一直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科技很不发达，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要进行一场全国性的民族战争，难度可想而知。正因为抗日战争的整体经济环境非常糟糕，一般老百姓生活得极其艰难，中国知识分子又素有家国天下情怀，总希望为灾难中的祖国分担点什么，自然容易对国家生出体恤之心。 中国是一个弱国，同时也是一个土地辽阔、地形复杂、资源相对丰富的大国，选择抗战必然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不战必亡，开战必败，战久必胜。联大教授们深知这一点，他们不愿坐享太平，而是决心踏过泥泞与坎坷，和全国亿万民众携手共创花红柳绿的明天。 西南联大的教授能在清贫的物质生活中坚守工作岗位，也反映了当时的大学体制有相当的科学性。杨绍军发表在《云南政协报》的一篇文章介绍：西南联大设有校务会和教授会。校务会议的成员由常务委员会委员、常委会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副教授选举代表11人组成。主要职责是审议学校的预算和决算、学系的成立与废止、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颁行、建筑及重要设备的添置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常委会秘书主任为当然成员，主要职责是听取常委会主席报告工作，讨论学校的重大问题，选举参加校务会议的代表。“教授治校”体制的核心自然是校务会议，其成员全部是联大教授，没有所谓的“行政人员”。西南联大比较充分地保证了教授们对学校事务的管理权，教授的切身利益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教授们当然非常珍惜手里的工作。 经过若干代人的不懈奋斗，我们今天面临的生活环境与联大教授们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时候，如果我们不去提高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使他们的得到与付出相平衡，我们的科技水平肯定不可能达到更高的水平。不过，知识分子的物质条件再好，假若他们没有家国天下情怀、没有对社会必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换句话说，就是缺少联大教授式的对民族未来的守望与呵护，也是办不成大事的。而要让知识分子选择国家、民族期望的坚守，既需要知识分子自身的努力，也需要一种良好的外部机制去催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