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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可以分为三种彼此对峙而又不无交织的思潮：第一种思潮是由经济和社会改革之需要而出现的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和自我转化；第二种思潮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哲学的重新诠释，可视为立足本土思想资源的传承对西方思潮的回应和批评；第三种思潮则表现为对西方思想的空前的热衷和引进，它不仅是对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亦试图为解决当下社会政治问题寻找方案。这三种思潮自1978年以来在当代中国新的思想领域中构成一个“三角张力”。当代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个张力场中坚持着人文寻求的方向，由此影响着媒介话语范式①的建构：从1980年代的人文寻求方向，以启蒙为特征，以深度报道为表现形式，到1990年代人文精神在媒介的兴起与世俗化的同时泛滥，再到近期各种压力影响下的亲民属性。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从三角张力的笼罩开始，直至寻求人文精神的突破，再至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战，均隐喻在经济发展范式之中。而媒介话语在重重范式之中所坚持的人文寻求取向，既令人欣慰，又为媒介话语的发展提出反思。 [关键词]思潮，媒介话语范式，人文寻求，人文精神 学者方沂曾经提出“理论的透明性”与“理论的不透明性”两种概念，前者指的是对诸观念、命题的直接分析和详绎其相互关系等便可获得的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相关世界的部分，后者则是指：只有将理论回置于特定思想脉络、由之产生的特定知识、理论格局、历史实践处境中加以反复体会才能认识和体会的部分。②中国的社会思潮，在各个特定历史年代中总是或多或少带有泛政治化的意味。但是转型期的中国不再像20世纪初的中国，那时的文人以论政的形式介入报刊（传媒）领域；当代中国社会中，社会思潮与媒介话语范式的演变不再是相互交缠的螺旋曲线，而是类似DNA双螺旋结构，相互平行却又相互影响。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媒介话语演变的分析，应该不仅执著于其表现出的具体形态，而且应该联系到不同时期思想论域的影响。在思想张力与人文寻求的糅合之中，尽可能地寻求一条激励与反思并存的道路，当是本文研究时最为珍惜与努力的方向。 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可以分为三种彼此对峙而又不无交织的思潮：第一种思潮是由经济和社会改革之需要而出现的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和自我转化；第二种思潮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哲学的重新诠释，可视为立足本土思想资源的传承对西方思潮的回应和批评；第三种思潮则表现为对西方思想的空前的热衷和引进，它不仅是对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亦试图为解决当下社会政治问题寻找方案。这三种思潮自1978年以来在当代中国新的思想领域中构成一个“三角张力”，其消长之势稳步发展延续至今。⑴ 担负起思想领域重任的，旧时称“文人”，现在称“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兼顾社会良心、智慧传播者与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的群体。他们在三角张力中不断被影响，却又力求突围。人文寻求就是他们手中的一支利箭。 林同奇③先生为人文寻求所指涉的涵义做出的解释是：永无止境的对人的关怀，它是人类自我反思和求索的永恒主题。⑵从人文寻求到明晰人文精神④在思想领域的指引地位，当代中国媒介话语与政治话语展开分分合合。按照斯诺的观点，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传媒文化。⑶ RonScollon在《Mediat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本文媒介话语主要指这一层面，涉及报刊、电视、广播、书籍，详细解释见注释）；⑤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⑷中国呈现出的社会思潮与媒介话语之间的关系凸显在其主体——传媒人身上，他们曾担负着文人论政或是政治家办报的社会职能，所以总是直接显示着当时的社会思潮。今天的中国，经过种种变迁，思想界由绝对统一走向相对多元，而且传媒人的社会身分也早已由早期单纯的“文人”、“政治家”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还受过一定程度的专业教育或经历过一定程度的专业实践，他们游走于体制与理想之间，他们表现在媒介上的话语，总是间接地表达其对社会与生活的看法——因为各个时期的官方话语表现不同，所以他们的言语或直白或晦涩。而此时作为新媒体的网络的发展与人际传播途径的长盛不衰，广义上的媒介话语显现出另一个层面上的兴盛，直接反映着当时的社会思潮与社会论域。 二 1978年，政治意义更为显著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标志着思想的骤然醒悟。思想的突然放开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繁荣与活力。王若水⑥说：“一个幽灵从中国的土壤里探出头来。你是谁？我是人。”自我作为整个人显现出来。⑸ 代表政府、传统、新兴思想的三角张力在此时得到初步展现，媒介话语不再是一元化的官话集锦。 《读书》杂志是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的一本影响极其广泛的杂志。1986年2月号《读书》发表了甘阳的一篇反对传统，鼓吹全盘西化的文章。当时的中国大众对西方当代一些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非常少，因此，此文给人的感觉十分新颖，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之前，甘阳已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丛书，其中首先就翻译出版了卡西尔的《人论》（E.Cassirer：《 AEssayonMan》）。这部译书的选题恰好是在中国三十年来出版界和思想界的一个真空地带，因此一下子成为当年的畅销书。此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一套丛书中还出版了弗洛伊德（S.Freud ）、胡塞尔（E.Husserl）、波普（K.Popper）、萨特（J.-P.Sartre ）、雅斯贝尔斯（ K.Jaspers ）和拉卡托斯（I.Lakatos）等人的著作。这些作品都是建国后第一次翻译出版，因此销路非常好，几乎每一本书都销售五万册以上。 1986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三联书店《文化：中国与世界》编辑委员会的第一次广告。编委会将三联即将出版的一套丛书名称正式定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它将包括若干子系列。广告说，目前先由三联书店出版三种，其中包括一个刊物，名为：《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意在为海内外学者深入研究中外文化提供学术园地；两套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有选择地译介国外重要学术文化成果，前者着重为专业工作者服务，后者面向广大读者。 1987年开始，丛书编辑委员会以《人文研究丛书》为名，在其他出版社开始同时推出部分翻译介绍性和极少的著述性书籍，例如，1988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丛书副主编刘小枫所写的《拯救与逍遥》。由于这些翻译书籍的出版，甘阳、刘小枫等人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以丛书编辑委员会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即“文化丛书派”。 由于这些书籍的出版，同时出于对于文化问题、人的问题的关注，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充分显现出“三角张力”在思想上的领地区分，“文化热”（又称“文化研究热”）成为一股思想潮流，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逐渐风行。 从人的主体性的发现，到人的再探究，再到人的再实现，“启蒙”是人文探求所处的三角张力中的一个关键词。同“五四”的启蒙一样，这一次的启蒙仍然以人的发现作为主题，只是同时包容着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与西化思想的影响。知识分子活跃起来，成为时代与思想的先锋。 正如前文所提，中国的知识分子兼顾学术与良心，所以他们在人文寻求的道路上所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文人精神”。西方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儒学成为国学以来形成的传统使他们认为“入世”才是治学兴国之道。因此才有了近代的文人论政，而政治家办报又带有强烈的唤起民众的意味。前者是自下而上的启蒙，而后者是自上而下的启蒙。 新时期我国的新闻事业，部分继承了启蒙的传统，但“在制度上彻底改变了传媒与国家（state）的结构关系，将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收编（co-opt）进了党－国的体制，将他们定位成党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宣扬者。”⑹知识分子与国家政党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互相欣赏，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命运与前途的担忧传统，也逐渐由内心的愤懑转而得以体制内的呈现。在国家承认的范围内，知识分子得以“入世”。正是由于这种政治时机与时代特性，一直以事实报道自居的媒介话语，终于可以在范式上有了改变——媒介所展现的，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还要有事件发生的原因，乃至意义。这种入世，是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民间思想向上层体制思想的渗入，这一类自下而上的启蒙到了媒介这一环节，却又以自上而下的形式表现出来，反过来影响和塑造着普通公众的思维方式。 1985年左右，报纸上出现深度报道。开风气之先并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的是《中国青年报》。1987年5月至6月，我国北方的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全国5万同胞流离失所，193人葬身火海，100万公顷国土成为焦土，85万立方米存材化为灰烬，令5万于军民围剿25个昼夜。究竟是从哪里，为什么而又怎样燃烧起来的？《中国青年报》连续用了3篇报道进行分析，在第一篇《红色的警告》中通过《关于火种的故事》、《烧不散的会议》、《在大火映衬之下》等几个部分进行深刻分析，即大兴安岭“一仆三主”，防火设施落后，道路不通，各单位互相推卸责任，负责人缺乏责任感，玩忽职守等。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中,得出超乎大兴安岭之外的种种原因，抢火时官僚主义盛行等。由此，深度报道于1987年后愈加兴盛。深度报道似乎更多地表现出媒体作为独立于政府与公众的第三方的责任，是知识分子式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但是，承认并承担这份责任，是知识分子努力探出的寻求民主政治的勇敢而坚定的一步。其在思想意义上的启蒙地位开始真正显现：公众从被动接受信息开始有了发问的欲望。 电子媒介方面：电视在经历了风光片、知识片之后，深度片开始走红，纵横古今中外，如：以启发思考为特点的《让历史告诉未来》。⑺广播也不甘示弱，1986年，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借鉴香港电台的直播模式，拿出了一个频率创办了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珠江台每天的节目分成8个板块，全部由主持人主持直播。每个板块的内容都是综合的，有新闻、专题、文艺、谈话等多种内容组合而成，话题很短，语言亲切，信息量大，一天新闻滚动播出十几次。珠江台刚开播4个月，广东台的收听率从原来的46.7%一下子上升到78%。⑻ 作为个案，创刊于1984年2月11日的《南方周末》的创刊理念清晰地体现着当时传媒人的思想风格，关振东、左方等人提出“办一张生动活泼的版面”，“大雅大俗”，雅字当头。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去升华俗的题材以避免庸俗，将雅的题材用知识分子的思想去与民众相通。他们坚称，“启蒙是报纸的灵魂”，作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桥梁，它应该是双向的，它应该将知识分子思想的精髓，包括科学和民主思想，通过报纸的日常报道普及到民众，同时将民众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心态传达到知识分子中间。⑼ 1980年代，思想的相对自由使得知识分子们有足够的空间去伸展自己的各种学说，并且借助媒介话语的力量展现在社会舞台上。这一时期媒介话语所富有的多元艺术表现形式，在启蒙与人文探寻的指向下显得光彩夺目。虽然仅仅是启蒙二字就花去了十年的时间，但是，这种缓慢而有成效的复兴对于经历过深深创伤的中国社会，确是迈出了艰辛而使人振奋的第一步。 三 八九事件使人文寻求论域进入停滞期，此后的两三年内，这种间歇为思潮的参与者提供反思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市场经济开始得到发展，改革开放的政策与现实促使社会思潮更多地转向实践性和经验性，其注意力从个人的内在世界转向外部环境，从思想价值体系转向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度。 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两种新论述，前者意味着国家不允许社会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和它互动，后者意味着国家把它的新合法性来源极大程度地寄托在经济发展上。⑽这实际上是为此后的社会思潮提供了一个隐喻的范式，一个体制的框架。 1993年在央视1套的深夜播出的电视剧《过把瘾》（根据王朔小说改编），收视率超过了当时黄金档的电视剧。但央视后来只是“应观众要求”在2套的21：00左右重播，始终没有让它进入1套的黄金档。而王朔等人策划的电视剧《渴望》（1990年）就可以在黄金档播出。原因在于，黄金时间的电视剧仍然是传统的“寓教于乐”观念占主导。《渴望》符合这一观念，《过把瘾》则不能体现。这是国家意识形态在媒介上的直接反映。 1993年，前文化部长王蒙在《读书》发表一篇名为《躲避崇高》的论文，为当时正在走红的通俗作家王朔辩护，被认为是为“痞子文学”辩护的代表性文本。王蒙的批评者认为他怂恿道德和艺术标准的降格，悲叹“这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并且认为它是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商品化的腐蚀作用。但是，所谓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化历程是近现代西方社会世俗价值建构的坚实基础，它不仅是对神权文化的消解，同时也包含着新价值的建构。这表明世俗化决不会无条件地导致痞子化、精神侏儒化，更不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滑头主义、游戏人生的同义语。它实际上应当包含新道德、新规范、新价值的建构，健康的世俗化与道德滑坡、唯利是图没有必然的联系。反观中国的世俗化，对于旧意识形态教条以及文化专制主义的消解作用固然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在新的世俗文化价值规范与行为规范的建构方面却远远不如人意⑾。在这个层面上说，大众文化逐渐凸显出萌芽倾向。 1994年上半年，《读书》的一组“寻思录”问世，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拓展到了整个文化道德与人文科学领域，其矛头所向扩大到了9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的方方面面（如世俗化、市场化、商品化等）。根据这一组“寻思录”，可以总括这一时期“人文精神”论者的批判对象，主要是两种意义上的世俗主义，一是近代以来到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功利主义，一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或商业功利主义。⑿终于，作为上层思想的承担者，知识分子群体提出了针对人文精神的思考，同时，世俗化与人文精神的矛盾并没有直接对立起来，因为此时以人文精神为论题的讨论完全就是在世俗化的冲击下产生的。 由此，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探讨至今的关于世俗化与人文精神探寻就成为这一时期媒介话语范式的思想风向标。由于有经济发展论的范式前提，“世俗化”显得具有中国特色。而知识分子们自身的使命感与清高感使他们对世俗化的概念显得难以接受，正统的人文精神才是他们心中的伊甸园。 “人文关怀”因而成为一句响亮而富有使命感的口号。1993年5月1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生活空间》栏目（属于《东方时空》的子栏目）开播，中国小人物的生活故事第一次走上前台，通过媒介展现在公众面前，这种生活中给人以在泪眼朦胧中感受美感的新型节目，使得人文精神为广泛公众所接受，并且成为媒介时刻拿来或标榜或实践的显著话语；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之路，但是，这也从另一个层面上反映出人文关怀附着于媒介之上的无奈——因为在现代体制中，人文关怀更应该由社会各机制共同承担；1996年3月6日，《实话实说》走入普通人的生活，但这个和多数中国人话语习惯有明显冲突的电视节目在媒介的暴露所引起的热潮也给无数说了实话的朋友带来了麻烦（崔永元在《不过如此》中曾如此自嘲）。尽管如此，这一系列被看作是深刻体现人文关怀的传媒表现形式，让所有的传媒人陶醉在自我构建的完美关怀体系中。 对于表现人文关怀的媒介话语范式的发展，江艺平起着重要的作用。自1995年任《南方周末》主编起，她开始用主编的权力将新闻的权利坚定地写在报纸上。这类性质的《南方周末》不是党报，不具有西方主流媒体的定义，而矛盾因然而生。江艺平面临的就是这样尴尬的局面：她能用新闻权利争取那一份原本只属于主流报纸的话语权，而她领导的报纸却因不是主流报纸而不能成为舆论中心。在这种“权利大于权力”的领导模式中，江艺平展示着一份报纸的文化属性。表现在她的办报理念上：“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⒀表现在她的办报方式上：“你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纸上；你见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路上。”⒁表现在她对记者职责的描述上：“记者所履行的职责，何尝不是对公众的一种还债——他要告诉人们世界上发生的新闻，他要告诉人们新闻背后的真相。”⒂江艺平在传媒范式上的探索，一方面铸造着一个世纪末的传媒盛典，另一方面却又因为记者在感动读者的同时感动着自身而饱受诟病，他们以半自由主义的人文关怀去关注新闻事实，然后以半专业主义的方式进行新闻写作，在自己创造的传媒范式中，为自己目前所扮演的道德评判角色激动得热泪盈眶。在这样一份报纸眼中，报道类似“希望工程中国基金会款项事件”、“张君案”的时候，它对世俗化的理解与体制产生了碰撞，南周模式也开始在争议与理解并存的状况下退出了它的辉煌时代。⑦ 人文依然，世俗依旧。“人民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感性解放，文化精英却立即焦虑不安。”⒃但是媒介并没有因为知识分子群体对世俗化的排斥而在此有所缺失，1990年代末期，仍然是那些曾经徘徊于上层伊甸园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开始开创一个公式：娱乐化≠庸俗化，这句小心翼翼的补充常常出现于对于自身栏目世俗元素增多的辩解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